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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
入世主义。
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
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确立。
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
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
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
、“增字解经”
种种流弊。
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
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
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
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
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
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区别了。
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部精力，研究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问。
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都往往多于儒书。
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
，简直是“婢作夫人”
了。
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
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功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了。
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
。
欧洲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提倡复兴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
（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
原文为，今译原文）的势力，产生了近世的欧洲文化。
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逢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方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
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方的新旧学说。
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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