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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传统的眼光里，吴先生的一笔抹杀印度文化，自然是很惊人的议论了。
第二，吴先生很老实地指出中国人的总和是道德低浅，而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
……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
这样不客气地“内夷狄而外诸夏”
，是最不合时宜的。
近年国内的论调又渐渐回到三四十年前的妄自尊大的神气；有先知先觉的使命的人如孙中山先生，有时也不免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
都是“驾乎外国人”
。
所以吴先生说的老实话是很不中听的。
然而这种地方正可以表示吴先生的伟大，他说的话只是“实事求是，不作调人”
。
第三，吴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史有很透辟的见解，当代的一般学者都见不到，说不出。
我现在把他这个见解的大意，略加说明如下：
1.中国古代民族的最大特色是朴实勤苦，没有多大空想，不能建立宗教。
他们也有不少的迷忌，却没有宗教。
2.到了中国文化成熟的时期，一面有老庄一派的乡老思想，自己则乐天安命，逍遥自得，对政治则希望不干涉，无为而治；一面又出了孔孟一派的局董思想，爱谈谈什么治国平天下之道，逐渐成个国家的局面。
晋唐以前，便是一个乡老（老庄）局董（周公孔子）配合成功的社会。
3.但印度的宗教势力侵入之后，中国文化便起了绝大的变化。
中国从此有宗教了；本来不知道天堂的，忽然有三十三层天了；本来没有地狱的，忽然有十八层地狱了；本来安分做人的，忽然妄想成佛成菩萨或往生净土了。
4.宋明的理学只是晋唐以来的印度宗教被中国讲学家暗采过来，杂糅傅合成功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吴先生见的最明白清楚。
他说：
佛者，教人出世之道。
徽州朱朝奉等倒暗把他来装点入世之道，弄得局董的规条上生出战栗的威权，真弄了一出悲剧。
你看南宋以后社会多少干枯！
他又说：
六朝人止（把红头阿三的宗教）去配合乡老的闲谈。
所以止是柴积上日黄中的话头。
到配了（局董的）规条，便有了威权。
这两句话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眼光。
他的意思是说，六朝人止用老庄（乡老）的思想来傅会佛教思想，不过是一种新式的清谈而已。
到了宋儒用佛教思想来解释儒家（局董）的思想，用出世之道来做修己治人的规条，便有了威权了。
所以吴先生说：
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
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
这种见解，从历史上看来，同戴震等人的反理学的主张完全相同。
但戴震等人想推翻理学而回到《六经》，那便是不懂历史趋势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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