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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弟子(太学生)此时的出路只是作文学掌故,递补作二千石的卒史。
但后来太学人数增多,于是考试出身的制度也改了:
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汉书》八八)
郎吏向来只有“任子”
、“算赀”
两路,现在加上太学甲科的一途,这也是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制度的一种。
董仲舒同时有一个儒生政治家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
文翁是庐江舒人,名党,字仲翁,通《春秋》。
景帝末年他做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他极力提倡教化: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减省少府(一郡之财政官)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
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常璩《蜀志》,张叔官至扬州刺史)
这是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更是更卒,繇是徭役)。
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这是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
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见于本纪,不知在何年,大概在公孙弘奏置博士弟子之后。
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
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武帝元年(前140),董仲舒对策,便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一年,丞相卫绾便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时候政治大权在两家外戚手里,一家是窦太皇太后的堂侄子窦婴,一家是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
这两个人都好儒术,便有许多儒生也想依附他们,做点事业。
武帝元年,卫绾因病免相,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
他们推荐了两个儒生,一个是赵绾,为御史大夫,一个是王臧,为郎中令。
这两人都是鲁国经学大师申公的弟子,都想借这机会提倡儒家的政制,遂运动那位少年皇帝把申公请来。
武帝便
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轺传从。
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
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
(《汉书》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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