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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
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
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
他们絮絮不休地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
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
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
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的床下（11），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
——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
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班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
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
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
但谁也不理睬他。
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地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德·施特劳斯？）（12），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
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thuram，catalamus，singulariter...bonug，bona，bonu..”
（14）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
的人，他就小心谨慎地躲到美学中去了。
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
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
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另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做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
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
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不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
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
他不惮进一步地做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
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
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
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地嚷着。
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
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地表示不胜厌恶。
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罢。
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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