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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
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
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
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
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
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地报复。
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揿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
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
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
有些人把这种事看做有趣的玩意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
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做猛烈的攻击。
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致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
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
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
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
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
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
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
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
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
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
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地否决了（14），而且并不说明理由。
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
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
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儿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地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他永不厌倦地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
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
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
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
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
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
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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