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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握笔的右手无力地垂在浴缸外—大卫一定不想告诉观者，马拉的这支笔本来还会判决太多人的死刑。
马拉的桌案上有一张纸钞压着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请将这点钱交给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共和国献出了生命。”
这个感人的细节完全是大卫虚构出来的，大卫深谙装扮一位英雄的最佳策略并不是渲染他的丰功伟绩，而是要抓住一件小事来凸显他的亲和力，击中大众心窝最柔软的地方。
这与其说是画技，不如说是一种兼具聪明与诡诈的宣传伎俩。
无论是赞叹它还是鄙视它，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对后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启发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
平心而论，创作这幅画，大卫或多或少有点为形势所迫。
但无论如何，虽然有过《网球场誓言》的教训，可他这回半天真、半侥幸地相信：死人总可以盖棺定论，不至于哪天突然由英雄变成魔鬼。
《马拉之死》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卫知名度最高的作品，这幅画将政治运动渲染出神圣的宗教气氛，将被刺而死的马拉渲染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感觉。
至于女刺客科尔黛，这个邪恶凶残的女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人们不需要反面教材的时候，这个人完全不值一提，当然更不值一画。
然而历史再一次讥讽了大卫的天真。
就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夏洛特·科尔黛赢得了法国人最广泛的同情。
被誉为法国19世纪第一位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拉马丁将自己的六卷本巨著《吉伦特派的历史》题献给夏洛特·科尔黛，称她为“天使刺客”
（l'angedel'assassinat）。
这个满怀爱意的称呼迅速在法国不胫而走，画家们也开始钟情于科尔黛的形象。
法国学院派画家鲍德里（Paul-Jacques-AiméBaudry，1828—1886），以一幅《夏洛特·科尔黛》（CharlotteCorday，1860）重新描绘行刺当天的场景：科尔黛立在窗边，分明是一个美丽、端庄、坚毅的女子，而死在浴缸里的马拉，那因痛苦而**的脸部肌肉绝不会使观者对他产生任何好感。
成名于巴黎的委内瑞拉画家迈克莱纳（ArturoMia，1863—1898），绘有《夏洛特·科尔黛被带上刑场》（CharlductedtoHerExe，1889），科尔黛被描绘为英勇无畏的就义者，而那几个推她上刑场的“胜利者”
却要么显得麻木不仁，要么显得猥琐可憎。
画家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感情用事，而是有着坚实的史料依据。
科尔黛被捕受审的时候，完全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态度，坚称行刺之事再与任何人无关。
而在行刑的当天，一名行刑者竟然在刀锋斩落之后提起科尔黛的头颅连扇耳光。
据旁观者说，科尔黛那颗已经脱离了身体的头颅上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神色。
科尔黛的屈辱并没有因此结束，行刑之后，当局立即安排了一场验尸，因为他们相信科尔黛定不是处子，一定是在床笫之间受到了某个男人的蛊惑。
然而验尸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徒然给这名刺客的头上增添了圣者的光环。
究竟谁对谁错？究竟谁是天使，谁是恶魔？大卫倘若有幸能看到拉马丁的书，能看到鲍德里和迈克莱纳的画，不知道是会勃然大怒，还是会退而深思？但是，无论如何，就算在画出《马拉之死》的当时，大卫就已经感觉到一些隐隐的不安了，他不曾想过这个革命的、人民的、充满激昂向上的热情的新政坛似乎比他们刚刚推翻的那个旧制度还要恐怖百倍。
到了这种人头滚滚、杀戮已成家常便饭的时候，再迟钝的人也该生出一丝不安与犹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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