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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调，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天换地，不但没惹起人们“铁定战死沙场，血祭祖先”
的冲动，反倒使得群情鼓舞，万众一心，这又怎么解释呢？全国上下热情学习马列，这不就是全盘“接受外国文化教育”
吗？早在五四时期就“打倒孔家店”
，新中国成立后更有“批林批孔”
和“破旧立新”
等等，这不就是剪灭传统文化吗？想想都德的《最后一课》，如果这“一课”
是本国自发的，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强加的，我们又该怎么来看待呢？
有人会说：“我只是无法颠覆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和信仰，因为我认为那是作为人的基础。
我认为作为单个人来说，真正得以区分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意识形态。
我可以在经济物质上面得以通融变更，但是在文化信仰等方面无法接受外来教化。”
除了在上面已经提出过的质疑之外，我们可以再来假设一种情况：让你的生活水平提高100倍（生活水平虽然很难精确量化，但还是容许我来做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比方吧），而代价是让你放弃你“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和信仰”
（注：仅限于前文所说的“用外国文字，接受外国文化教育，以外国传统方式生活”
，而不涉及宗教信仰和基本人伦价值观），你会吗？
如果让你的生活水平提高1000倍呢？
如果是10000倍呢？
……
或许，所谓“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
，刨除宗教信仰之外，无非是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我们习惯吃中餐，不习惯吃西餐一样。
所以，在这层意义上的“爱国”
也许只是坚持一种生活惯性而已。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可以表述为：
多大的代价可以让你改变生活习惯？
其中隐含的问题是：改变生活习惯是不是不道德的？
或者表述为：爱国是不是一种道德观念？是不是一个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观念？
或者表述为：不爱国是否就是不道德的？
讨论这个问题是容易挨砖的，所以我最好还是拉来些高个子的家伙以防天真的会塌下来。
嗯，托马斯·潘恩看来就是个很不爱国的家伙，我小心翼翼地承认一下我很喜欢他的一句名言：“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
伏尔泰也是个有问题的家伙，我们看看他在《哲学词典》里虚构的一位议员和一位婆罗门的对话——议员问道：“您最喜欢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种政体之下呢？”
按我们一般人不假思索的回答，一定是：“当然是祖国了。”
可这位婆罗门却说：“除了我自己的国家，我觉得哪儿都不错。”
然后他还说，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他所遇到的各个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里有不少都是这样想的。
议员对这个答案似乎并不满意，便追问说：“那你到底会选择在哪一个国家生活呢？”
婆罗门的回答是：“只要是个唯法是守的国家就好。”
两人下面的对话虽然看似平淡无奇，却别有一番滋味——议员说：“你这话都是老生常谈了。”
婆罗门说：“可这话说得却并不错呀。”
议员再问：“那你说的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呀？”
婆罗门回答：“呵呵，这得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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