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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
，其境界高远辽阔，而且无不以涉及世俗、涉及功利为耻。
所以，西方所谓的哲学，在中国传统上对应的概念其实就是玄学，玄学的代表时代就是魏晋，代表形式就是清谈。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魏晋清谈”
基本就是“空言误国”
的同义词，中国人推崇的是“学以致用”
“有补于世”
，无论是学什么或是聊什么，总得有点实际用处才行。
结果呢，既然魏晋清谈被当成了千古流传的反面教材，贵族们只好用提笼架鸟、纵酒烹茶之类的小情调、小娱乐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了。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理解冈仓天心所推崇的茶道了呢？
4.
在西方世界里，既然研究哲学被认为是贵族们最高贵的一种消磨闲暇时光的事情，贵族们是不是都以研究哲学，甚至成为哲学家为荣呢？这的确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但实情并不是这样。
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中去，哪怕这项事业就是高贵无比的哲学，这在贵族看来也嫌粗俗了；成为哲学家的念头更是要不得，一名贵族只能是一名贵族，哪能成为这个家、那个家呢？
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哲学成就，但坚决要给人留下一个“业余哲学爱好者”
的印象，如果你夸他是哲学家，他一定会认为受到了侮辱。
这种观点倒是和孔子“君子不器”
的说法一致。
君子不应该成为某一种专门的人才，无论是工程师、律师，还是哲学家，这都不是君子该有的头衔。
而在孔子那个时代，“君子”
这个词主要还在沿袭它的本义：封君之子，简单来说就是贵族。
这好像是一个早就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思想，但是，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打进了柏林，普鲁士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富国强兵的任务，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教育改革居然也被提上了日程，这好像不是什么急务嘛。
众望所归之下，威廉·冯洪堡担任了文教署署长，他着手改革学校制度，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柏林大学，这对于当时的普鲁士的意义就相当于中国晚清时建立的京师大学堂。
然而洪堡所贯彻的教育理念并不是以科学技术为优先，不是以船坚炮利的知识为要务，恰恰相反，“大学不应等同于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而应该是一个纯科学性的、不带任何具体目的的一般教育机构。
在大学里，教师通过与学生的共同活动，对他们施以普遍人性的教育和个性的教育。
因此，大学向社会提供的不是有实际知识的专门人才，而是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满个性的人”
。
听上去这真是传统贵族的迂腐之见，甚至还有几分回到中世纪的味道。
拉斯达尔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里说过，那时候大学的荣耀之处就在于学问的神圣化。
照此看来，今天我们的大学风貌应该叫作“去神圣化”
，这真是一个很有后现代气息的字眼啊。
也正是因为市场打败了贵族，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了，大学生当然也就越来越像技术工人了。
200多年前的洪堡之所以会有那样“不切实际”
的想法，绝不是被拿破仑吓慌了手脚，也不仅仅是出于对中世纪大学之神圣性的向往。
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着古希腊式的生活，在他看来，古希腊人才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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