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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柏拉图虽然看上去得出了一个宗教的结论,但一路之上他都在做着环环相扣的理性思辨,最后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厄洛斯的故事——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之所以最后推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只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关键上的推理不够严密罢了。
而袁了凡的结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要比柏拉图的结论牢靠得多,因为这全是亲身经验得来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
西方哲学的传统可不认为“躬行”
是一种多么可靠的方法。
休谟有一则著名小故事,是说主人总会在喂鸡之前摇一下铃铛,从不曾有一次例外,久而久之,鸡就把“铃铛”
和“开饭”
联系在了一起,只要听到铃铛一响,就会冲到主人面前准备抢食。
但有一天主人要杀鸡款待朋友,又摇响了那个铃铛……
事实上我们总是根据概率来做生活中的各种决定,所以,袁了凡的一生遭际虽然也有可能和铃铛的故事一样,但仍然值得我们采信并效法。
就连休谟也会认为这是不错的选择,只不过始终在理性上把行为与报应的因果关系悬置起来而已。
然而这样一来,你就肯定不是一个虔信的人了,过不了“心诚则灵”
这一关。
一个活生生的悖论就这样出现了,所以说一个人如果太喜欢刨根问底,日子一定会过得艰难得多。
7.
换个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那个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
当时孔子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这三个弟子,问他们说:“我为什么落到这般田地,难道是我推行的‘道’错了吗?”
子贡的回答是:“老师的‘道’是最伟大的‘道’,正是因为太伟大了,所以全天下都容不下。
您要是能把自己的主张打个折,咱们的日子应该就好过了。”
但孔子说:“一个好农民就算精耕细作也不一定有好收成,一个好工匠就算巧夺天工也未必能让别人满意,一个君子就应该做好自己的学问,求索自己的真理,不求一定能被别人接受。
子贡啊,你不专心于求索真理,却只想着怎么能被这个世道接受,你的志向实在不够远大啊。”
如果袁了凡当时也在场的话,孔子一定会对他说:“如果你觉得修桥补路是对的,那你就尽管去做,不要在意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只要一心去做善事就好,不要一门心思算计自己做善事会有什么善报;就算没有善报,只有困厄,你也不应该因此就不做善事。”
《聊斋志异》有一则故事,叫作《考城隍》,是说秀才宋焘卧病在床,一夜神游地府,被十几位官员出题考试。
试题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
,宋焘的答卷里有一句话很受主考官们的欣赏,于是主考官们要安排他去做城隍,那句话非常著名,叫作“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去做善事,就算做了善事也不应该给他赏赐;一个人如果犯了无心之失,因为不是故意的,也就不必处罚他。
如果袁了凡死后,魂魄到了宋焘城隍的治下,在功过格里积累了半生的善行可能都会被一笔勾销。
袁了凡也许欲哭无泪,但王夫之一定会鼓掌称快的。
这种道德标准告诉我们,善行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如果你把行善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那么你所做的善行也就不成其为善行了,既然不成其为善行,那么你的目的当然也就达不到了。
是的,在城隍的眼里,袁了凡根本就没做过一件善事。
按照这样的善恶标准,袁了凡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好人,只是一个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的生意人罢了。
但是,如果我们采信《了凡四训》的话,袁了凡的生意经当真信实可靠,他以亲身经历结结实实地驳倒了城隍宋焘的裁断原则。
今天赞同宋焘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开始呼唤信仰,爱说“敬畏”
这个词。
周国平在《各自的朝圣路》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此而区分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宗教徒和俗人。
不过,这个区分并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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