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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乔治·J.施蒂格勒：《生存的费用》，载《农业经济杂志》，1945年5月，第304—314页。
）此文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是对经济学和国防很重要的数学技术‘线性规划’的先驱者。”
这个注释更加令我吃惊，因为从萨缪尔森的语气来看，这个最低限度的菜谱应该人见人厌才对，而它实际上居然是“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
，有面有菜有肉，我今天的伙食标准也不过如此了。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比莫尔爵士更通人情世故，他紧接着就说：“但是，凡是掌管过家庭预算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必需品——那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和衣食住行等生理上最低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系。
大约30年以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曾经雄辩地指出，今天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超过了生理上所需要的水平；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的选择取决于流行风尚和广告宣传。”
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是有中文译本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广告宣传可以大大影响流行风尚，消费的欲望是被商人们处心积虑“设计”
出来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必须追赶流行风尚，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会让人乐在其中。
铺天盖地的广告编织了又一个弥天大谎，如果这谎言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会生活得简单快乐一些吗？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生活就足够简单快乐，人们竟然连最起码的嫉妒心都没有，这就有点违背天性了。
莫尔不曾讲什么“高贵的谎言”
，但只要我们合乎逻辑地来寻找乌托邦的立国基石，一定会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块黑色的帷幕，那里边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谎言，欺骗着这个小小岛国上的所有居民。
他们必须相信钻石是毫无价值的，谁要是会被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头吸引住目光，人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的智力；他们还得相信黄金和珍珠都是耻辱的标识，除了用来打造奴隶的镣铐，实在派不上什么别的用场。
除了柏拉图的办法，我实在想不出莫尔还能怎样让乌托邦的人们相信这些。
那么，瓦解乌托邦的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乌托邦的固若金汤——它有怎样的军事组织，有怎样的战争技术，通常使用怎样的战略、战术。
莫尔一定搞错了方向，也许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征服乌托邦，但是，只要有一家外国的广告公司打着和平交流的旗号踏上那个神奇的国度，我敢说，乌托邦离土崩瓦解的那天就已经不远了。
人类最高级别的战争从来不是依恃武力，而是仰赖谎言。
谎言与谎言的搏斗看不到**裸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相反，甚至可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人是观念的动物，永远都是，从原始部族直至科幻时代，我们都是被流行时尚塑造成形的，而这些琳琅满目的流行时尚又是如何塑造起来的呢？
我的朋友张章，曾经的诗人张章，现在已经时尚得不成样子。
我曾搭过他的车，那一路上我才发现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了怎样的境界。
若是有别的车不守规矩，妨碍到他，他的反应是因车子的档次而异的——或者是义愤填膺的：“切，一辆破奥拓也敢跟我抢！”
或者是泰然自若的：“算了，人家60万的车，抢就抢了。”
一路上他神采飞扬地说着某路口开过去的一辆法拉利是如何如何的好，说那款车要卖400多万元，这样好那样好。
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如果哪天你被那辆法拉利撞了，你会怎么办呢？”
我夸张地模仿着张章被撞之后奄奄一息的样子：“撞……撞我的，竟然是400万元的法拉利，好好，我瞑目了！”
说完，头一歪，满足地闭上双目。
张章白了我一眼：“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可是，我真的想错了吗？
人类的生活质量永远取决于流行时尚，取决于社会格局背后的那个最深层的谎言，无论是在穴居时代，还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的乌托邦，抑或在封建领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国度。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晓究竟是谁，是哪些人，成功地骗过了我们，我们甚至根本就不可能问起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不是吗？
【附记二则】
《乌托邦》第21页：“你们的羊，”
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成废墟。
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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