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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不久，在“怎样编制士兵读物”
的座谈会上就提出运用旧形式的“旧瓶装新酒”
的问题。
迁居重庆后，以《抗战文艺》为阵地倡导通俗文艺，并发表了向林冰等人的肯定“旧瓶装新酒”
的文章。
然而在1938年4月在《七月》杂志的座谈会上，胡风就从捍卫五四文学传统的角度，对借助抗战蔚然成风的通俗文艺运动试图以“旧瓶装新酒”
的姿态成为主导抗战文学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与坚决的反对。
座谈纪要发表后，引起老舍与茅盾等多数服务于抗战的文人的反对，老舍认为这是为了抗战必须做的艺术上的牺牲，茅盾则将之与“左联”
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加以认同。
1938年10月毛泽东著文反对“洋八股”
，倡导“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
统一起来。
于是向林冰觉得“旧瓶装新酒”
有了理论根据，在1940年3月发表《论“民族形式”
的中心源泉》等文，将“旧瓶装新酒”
与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联系在一起，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民间形式的归宿”
，以“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
为民族形式的传统来源与民间来源张目，公然否定了“欧化”
的五四文学传统。
这不但引发了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
吗？》等文中的批评，而且也引发了从“五四”
走来的茅盾、老舍、郭沫若等受西方影响很大的新文学作家的批评。
然而，很多新文学中人又在为新文学寻找传统的渊源，因而表面上向林冰好像是被批评，实际上“文协”
以民间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并存的二元论为这次论争画上了休止符。
随着1941年的“皖南事变”
的发生，抗战中的国共摩擦及国民政府的腐败，使得很多将一己之水融入民族独立战争的文人的狂热头脑冷静下来。
从抗战初始时的万众一心，变成了在抗战总体目标下对国民政府阴暗面的揭露。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揭露国民政府的黑暗在“皖南事变”
后才汇为文学潮流。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内战，从共产党一面就演化为解放战争。
这种揭露国民政府黑暗、专制与腐败的文学就从幼苗变为花朵，这就是国统区的抗战文学与内战文学的内在精神联系。
当然，在重庆、昆明等地很多文人仍在多元地书写现代，巴金的《寒夜》等作品还是五四文学传统的产儿，穆旦等九叶诗人的诗歌就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结果。
必须指出的是，五四时期文化中心在北京，30年代文化中心在上海，抗战后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中心（重庆、昆明、延安、孤岛上海等地），到1949年才重回北京。
因而审视抗战后的文学，需要注意这种多元的文化中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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