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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子夜》仍是一部大规模再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
夏志清对《子夜》的否定性评价，正如他对鲁迅《故事新编》的否定一样没有道理。
不过夏志清的评价却影响了近30年来的《子夜》研究，很多人也以《子夜》的概念化来否定《子夜》。
概念化确实是艺术的大敌，但《子夜》对主人公吴荪甫形象的描绘能够找到概念化的影子吗？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学中，有哪一部小说描写民族资本家能够像《子夜》对吴荪甫的描写那样，具有非凡的生动性与复杂性呢？当然夏志清的贬低是有标准的，就是在《蚀》三部曲与《虹》等小说中，可以发现茅盾脉搏的跳动，而在《子夜》中茅盾的个人被屏蔽了。
然而，如果这也能构成对《子夜》否定的理由，那么，是不是在艺术上应该独崇浪漫主义而贬低现实主义，是不是应该推崇“席勒式”
而贬低“莎士比亚化”
？而且从本体上说，概念化与主体被屏蔽也是对立而不能共存的。
如果说《子夜》再现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工业与金融业情状，那么中篇小说《林家铺子》则反映了当时民族商业的凋敝。
主人公林先生称得上是商界能手，他知道怎样讨好顾客，会搞集资，会囤积货物，还懂得怎样促销。
他还有一个毫无二心的雇工，就是喜欢他女儿林小姐的勤快助手寿生。
为了振兴林家铺子，他们主仆精诚团结，用尽了各种方法推销林家铺子的商品，然而还是不能维持惨淡经营的现状。
连年的战争，民生的凋敝，强盗的横行与官僚的压榨联成一气，终于使林家铺子倒闭。
入股林家铺子的朱三太与张家嫂，非但得不到股息，连股本也赔了进去，都是非常悲惨的结局。
如果说《林家铺子》比《子夜》多提供了什么，那么可以这样说，当权者没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导致了对民族商业所有生机的扼杀。
结果是除非成为官商或者奸商，否则再怎么苦心经营也难以成功。
《子夜》的原来构思是要大规模反映城乡交织的中国社会，然而《子夜》中第四章专写乡村，在结构上却又游离于全书。
为了弥补没有详细再现乡村社会的缺憾，茅盾创作了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与《残冬》，其中《春蚕》最为优秀。
《春蚕》描写的是以养蚕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江南农民，在蚕丝丰收之年，却因为洋货的泛滥而使民族丝织业凋敝，结果丰收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欠下更多的债。
20世纪30年代很多小说都写到了谷贱伤农，《春蚕》在艺术上的成功在于以栩栩如生的笔墨，描绘出老通宝这一传统农民的形象。
他忠厚倔强，相信经验与传统，认定只要辛勤耕耘就有收成。
为了买桑叶他抵押了田产，为了照顾好蚕宝宝他忍饥熬夜守候在蚕房。
他忌讳颇多，认为白虎星荷花会带来灾难，因而禁止儿子多多头与荷花接触。
他墨守成规，仇视洋鬼子并及一切带“洋”
字的东西。
结果正是与洋鬼子的战争以及洋货泛滥，导致了蚕丝的丰收不但没有给他带来经济收益，反而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老通宝气病了。
相比之下，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就厌弃成规与传统，他也不相信靠着勤劳就能致富，并且违反禁忌与荷花交往。
到了《秋收》与《残冬》，多多头就成为反抗与革命的主要人物。
茅盾是现代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杰出作家。
从《霜叶红似二月花》到《锻炼》，他试图将他经历的现代以恢弘的规模再现出来。
他也是现代中国擅长描写女性的杰出作家。
虽然郁达夫小说以追逐女性的浪漫著称，但他的多数小说都是以“于质夫”
为中心，留在读者脑海中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并不多。
然而，茅盾的早期创作除了《动摇》等较少例外，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几乎都是以女性视角看世界，即使在《动摇》中，茅盾也刻画出孙舞阳与陆梅丽两个相互映衬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
虽然在中期创作中，女性形象已不占主导地位，但他描写女性形象时，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写得活灵活现，如《林家铺子》开头对林小姐的描绘。
在后期的《腐蚀》与《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中，女性再一次跃居显眼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还有茅盾的矛盾：当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批评家时，他竭力反对主观抒情与印象主义，力倡客观写实，试图将艺术科学化，推崇将人类情感纳入实验室的左拉。
然而他随后的创作从《蚀》三部曲到《野蔷薇》《虹》，都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与象征性，与他的理论倡导是矛盾的。
20世纪30年代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允许将主观的理想带入作品时，他却力图屏蔽主观，真实地不加粉饰地再现中国社会，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他早期倡导中艺术科学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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