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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轩，号端先，杭州人。
1920年赴日留学，受到左翼思潮影响。
1929年与1930年参与“左联”
的筹备与领导。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37年春，夏衍创作了历史剧《赛金花》《秋瑾传》以及现实题材的《都会的一角》《上海屋檐下》等著名的剧本，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
夏衍最有争议的戏剧作品，是1936年发表于《文学》的七场话剧《赛金花》。
中国文人的善于描写风流女子并不始于夏衍，而是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
尽管传统中国人推崇节妇烈女，但在几千年的文学中一个著名的节妇烈女形象也没有，活跃在文人笔下的几乎都是一些“不正经”
的风流女子，不但西施、卓文君、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潘金莲是古代诗歌与小说津津乐道的对象，而且李师师、李香君等人也是古代文人热写的对象。
当时的赛金花被剧坛看上就是中国文学这一传统的再现。
不过，夏衍的《赛金花》并没有将赛金花写成李香君那般有风骨的妓女，而是凭着与八国联军统帅瓦西里有交情，一方面在瓦西里等侵略者面前表现出奴颜媚骨，另一方面她又劝侵略者不要滥杀无辜，救下了很多清廷官员与民众。
相比于李鸿章等清廷官员的昏庸无能和种种丑态，她似乎又高出一筹。
清廷上下已无耻到靠着她的斡旋才达成了丧权辱国的和约。
如果从写实的角度看《赛金花》，那么她与瓦西里有没有交集都成疑问；如果从虚构的角度看《赛金花》，那么她斡旋而成的《辛丑条约》是最大的丧权辱国条约。
然而作者对赛金花流露了过多的同情，剧中的徐大人说：“咱们中国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靠女人来解决问题的事情，本来是不稀奇的。”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将赛金花描绘成鲁迅讽刺的“九天护国娘娘”
。
正是在这里为夏衍埋下了“文革”
被批判的话柄，逻辑很简单：既然赛金花对入侵者奴颜婢膝，并促成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同情赛金花就是卖国。
这当然并非作者本意，《赛金花》除了承袭传统文学，也继承了五四文学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施以同情的人道情怀。
剧作在以名妓嘲弄清政府进而影射对侵华日军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当局一点上也是成功的，上演不久便被禁演就透露出这种信息，这甚至都连累到熊佛西的《赛金花》也被禁演。
而当代的《风华绝代》将赛金花带到了21世纪，但是围绕着《赛金花》的争议也将延续下去。
从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开始，夏衍尝试以写实之笔表现小人物的命运。
这些剧作有的如《都会的一角》悲剧因素多一点，有的如《中秋月》喜剧因素多一点，但都是悲喜混杂的表现小市民的戏剧。
正是能够在小市民平庸的生活中找到戏份，才显示了夏衍的戏剧表现才能。
这些剧作显然有着果戈理、狄更斯尤其是契诃夫等人的影响，而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三幕剧《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直接受到夏衍翻译的日本剧作《光明与黑暗》的影响，在剧名与构思上又有法国电影《巴黎屋檐下》的渊源。
剧作表现的是上海一栋楼房中五家人的日常生活，并将林志成与杨彩玉一家置于中心地位，杨彩玉原本是林志成的好友匡复的妻子，他们以为匡复已死，林志成在照顾杨彩玉的过程中产生感情而结合，然而，八年后匡复出狱，并到好友这里探询妻子女儿的下落。
这种尴尬的重逢，在三个人的心海里都卷起了巨大的波澜。
林志成准备离去以成就昔日的夫妻，却没有想到已得到匡复的谅解，匡复在孩子向上精神的促动下悄然离去。
结局时，人们唱起“勇敢的小娃娃”
的歌，表现了对未来的朦胧憧憬。
夏衍说，《上海屋檐下》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的，然而将五家人的悲欢置于一部戏剧中，很不容易抓住观众，而这个剧在抗战时期还能一演再演，就表现了夏衍突出的戏剧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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