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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穷困到负债累累以至于将妻子典给另一村一个需要女人为他生儿子的秀才。
妻子舍不下五岁的儿子春宝。
在秀才家她得到了秀才的宠爱，却要受秀才妻子的气。
她很快就怀孕并生了儿子秋宝；虽说遂了秀才一家的心愿，她却只能以婶婶身份面对秋宝。
她想在秀才家多住几年，但秀才妻却赶她走。
与襁褓中的儿子离别使她痛彻心扉。
回到家里，她日思夜想的春宝也认不出她来了。
小说没有以左翼文学的阶级论简化人生，而是在再现乡间的陋习与表现伟大的母爱的同时，展现了人的复杂性，如秀才躲避妻子而对女人好，女人幻想丈夫死掉而将春宝也接到秀才家一起过。
即使是描写丈夫那种凶暴的男人，当他把将妻子典出去的消息告诉妻子时，也是羞惭到头天都不好意思开口。
1931年，两个四川一师的热爱文学的老校友在上海相遇，他们为写什么而困惑，他们想就熟悉的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人物写起，又不知道这种写法对于时代有没有意义，他们思虑再三向鲁迅求教。
鲁迅的回信就是《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
，“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
这两位求教者就是沙汀与艾芜。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
父亲早逝，少年时曾为袍哥首领的舅父传递信息，因而对川地民间帮会与生活习俗颇为熟悉。
1929年离川前往上海。
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
自1935年起，他的小说创作更切实地描绘川地民情，成为“左联”
中具有独特写实风格的新人，这些小说收入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土饼》与193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苦难》中。
短篇小说《法律外的航线》一边是长江上的外国客轮，一边是岸上劳苦大众的喧嚷。
外国人在船头架起机枪对中国民众的扫射，加上船上各色人等的交谈，使其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缩影。
《丁跛公》中的主人公丁乡约是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乡间恶霸，无论是政权还是袍哥的力量，他都想借助，以便横行乡里，欺压乡民，但他也被权势者嘲弄与欺压。
而《代理县长》中的贺熙与丁跛公差不多是一类鱼肉人民的基层恶霸。
沙汀在描写这些恶霸时是讽刺与写实并用，而对人民苦难的描绘则充满了同情。
《兽道》中守寡的魏老婆子终于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并娶了媳妇，然而儿媳生产不足一月就被大兵**了，她想代替儿媳却为大兵置之不理，儿媳被**后自缢而死，喜事变成了丧事。
不久连新生的孙儿也夭折了，善良的老婆婆自此陷入疯狂，到处说“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
我跟你们来呀！”
《在祠堂里》的故事比《兽道》更恐怖，小说中连长的太太是连长抢来的，她并不爱连长，然而她与别人**却像犯了天条，在被连长毒打之后，还要把她钉进棺材里活埋。
而这幕惨剧是通过晚饭后聚集在祠堂里的众人叙述出来的，他们落井下石地议论着连长的太太，成为这幕惨剧的看客，乡间夜晚各种凄厉的声音更渲染出这幕惨剧的氛围。
沙汀的小说表现了蜀地人民深重的苦难。
艾芜与沙汀经常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四川人，同年生同年死，一同在四川一师学习，一起向鲁迅求教，然而与沙汀的写实与讽刺有所差异，艾芜身上的浪漫气息更浓。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新繁人。
1925年因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从传统的角度是“行千里路”
，从新文化的角度则是将离家漂泊与劳工神圣、半工半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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