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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编纂《教育大辞典》的工作。
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学术会议。
时任会长张承先、时任副会长刘佛年和吕老提出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并且提出让我任主编。
我开始不敢接受，怕不能胜任。
他们认为此项工程巨大，需要年富力强的学者长期努力完成，因而鼓励我把这个重任担当起来。
这部书从分卷到增订合卷本共用了12年的时间。
吕老作为领导小组成员，每次大辞典开编委会、审稿会都来参加，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教育大辞典》顺利完成。
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因时任会长张承先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需要换届。
又是吕老一再建议由我来担任会长。
这10多年来，他经常参加学会的活动，不仅给学会活动增色，而且是对我个人的极大支持，也使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虽然年龄相差10来岁，但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我们不仅有教育实践的相同经历，而且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
我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的。
现在吕老走了，我们悲痛，但是寿无金石，我们只有努力工作，薪火相传，使吕老的精神永存！
特作挽联如下：
教育是事业、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精辟语言论教育；
一生为人民、一生为孩子、一生为未来，贡献教育于一生。
怀念陈元晖先生[10]
陈元晖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不是他直接的门下弟子，但他确实是我的老师。
还是在1962年，北京师范大学办了一期中国教育史研究班，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就是这个研究班的老师。
当代教育史学界著名学者王炳照、陈德安等都是这个班的研究生。
我当时刚从师大附中工作4年后回到教育系任教。
因为我早年留学苏联，在国内教育系没有读完，特别是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感到要补上这门课，于是抽空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听了陈元晖先生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后来又认真拜读了他的专著《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使我对中国教育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
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陈元晖先生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但对教育时时关心，继续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
为了发展教育科学，他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一起，在社科院召开了几次教育座谈会。
我当时任北师大教育系主任，他就邀请我参加。
我当时年轻气盛（其实也不算年轻了，已近50岁了），在座谈会上总要发表点奇思异想，陈元晖先生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支持我、鼓励我。
我当时说，我国对教育科学不够重视，养猪的有畜牧研究所，吸烟的有烟草研究所，培育人的却没有教育研究所；各行各业都有学会，连钓鱼都有协会，从事教育工作的上千万教师却没有教育学会。
我强烈呼吁恢复中央教科所，成立教育学会。
于光远、陈元晖非常支持我的发言，并决定开一个教育界的大会来呼吁国家和社会重视教育，陈元晖还推荐我在大会上发言。
那就是1978年秋天在公安部礼堂召开的千人大会。
与此同时，当时的教育部领导董纯才、张健等同志也在竭力为恢复中央教科所和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向中央报告，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中央教科所很快得以恢复，中国教育学会也在1979年4月成立。
陈元晖先生和我都成为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1980年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学科评议组，评审硕士、博士授权单位和专业，评审博士生导师的资格。
陈元晖先生就是最早的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3年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我也忝为评议组成员，于是我和陈元晖先生的交往就多了起来。
他为人耿直、学风严肃，在学科评议组会议上，总是秉公办事，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总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元晖先生是我们北师大教育系的兼职教授，经常到教育系来讲课，帮助指导博士研究生，参加博士研究生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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