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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
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
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
，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
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
的讨论和批判。
这次教育批判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
的思潮。
1958年在“反右斗争”
以后，接着开展“教育大革命”
，在高等学校批判学术权威，所谓“拔白旗，插红旗”
。
特别是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在教育战线讲阶级斗争，就不能讲母爱，母爱没有阶级性，与阶级斗争理论相悖，自然要狠狠地批判。
为了批判母爱就要挖老祖宗，一直批到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他们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然母爱教育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非把它批倒不行。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首先为“心理学”
的批判和“母爱教育”
的批判平反，为斯霞老师平反。
这是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一次重大事件，是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
斯霞老师也参加了会议，她那时非常激动。
当时我在大会上也发了言，因为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时深有体会，也提倡过母爱，差一点也被批判。
会议期间我曾给时任会长董纯才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建议要重视教育实验，希望建立实验区或实验学校。
董纯才非常重视我这个建议，会后亲自找了当时北京市委教工委书记刘祖春同志。
刘祖春也很支持，把这事交代给北京市教育局，准备从在海淀区搞一所小学开始。
为此，原中央教科所的吕敬先同志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但是后来因为在实验的目标上、管辖上有分歧，这件事就没有办成。
我至今仍感到十分遗憾。
现在第一届常务理事大多已成故人，但他们为中国教育学会发展所做的贡献永存，他们的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必将在今后的中国教育学会工作中发扬光大。
30年来我与学会同成长。
我虽然从当小学教师开始至今已经从教60年，但主要研究工作可以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并且和学会密切相关。
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我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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