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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德育原理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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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德育理论的同时，结合当时我国的社会背景和学校实际，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教材，在教育学教材中都要涉及德育原理的内容，开始了德育原理的初步探索。
一、“大教育学”
中的德育原理
在“以俄为师”
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和一些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研究室（组）编写的教育学教材，都继承了苏联教育学教材的体系。
但结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一些教材的某些内容有些差异。
例如，在教育性质上，我们特别强化“新民主主义”
的性质，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
但后来的教育学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教育学的模式，一般仿效苏联的教材把德育原理部分的内容作为“第三编”
，称之为“教育论”
或“培养论”
。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德育的意义和任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学生意志和性格教育，学生集体主义教育，共青团、少先队和学生会组织等。
二、德育理论的初步探索
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介绍与学习苏联的德育理论之外，国人也根据我国实际，撰写了德育原理方面的著作和论文。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图书馆1980年所编的《教育论文索引》，1949—1956年全国共发表思想政治教育论文1140余篇，爱国主义教育论文209篇，自觉纪律教育论文700余篇，集体主义教育论文540余篇，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论文170余篇，青年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论文220余篇。
①主要有：徐特立的《论国民公德》（《人民教育》，1950.7）;胡易的《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新教育》，1951.3）;陈友松的《学习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光明日报》，1951-07-24）;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新民主主义论研究会的《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棠棣出版社，1951）;王焕勋的《论新中国的道德教育》（《教师月报》，1951.7—8）;教育资料丛刊社的《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徐特立的《论爱国主义教育》（群众书店，1951）;赵敏政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半月刊》，1954.21-24）;章炼烽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55.4），等等。
第一，具体的德育理论探索形成了宽泛的德育概念，使近代以来的德育仅指道德教育被突破。
这是因为我国的德育有两个直接来源：一是老解放区的经验，老解放区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主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突出德育的政治功能；二是苏联经验，国人翻译过来的苏联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部分，一般也使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概念，其内涵不仅包括道德教育，还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我国德育概念泛化由此开始。
第二，在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上，我们接受《共同纲领》的规定，把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②这种德育目标的确立比较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国情，为后来的“五爱”
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结合这一总目标，我国具体细化了各个学段的德育目标，例如，小学的德育目标是“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
。
《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了中学的德育目标，即“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
。
1953年11月，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强调，应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习惯。
1954年，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进一步提高中学的德育目标，要求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
，使其与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有一定的衔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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