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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责张爱玲很不服气，思来想去，这档子事皆因迅雨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
可人家写的句句在理，能评价得这么到位也不像小角色的手笔。
不过这口气儿是不顺的，考虑到自己还是文坛新人，也不能太直接去回击他。
1944年7月，张爱玲在《新东方》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委婉地回击了一下：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它存在于一切时代……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张爱玲还阐述自己的写作理论：
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肆……我尤其喜欢朴素……我也不赞成唯美派……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的真实，浮华之中的朴素，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
张爱玲还对《连环套》解释了一下：“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说它通篇在胡扯，不禁骇笑。”
诚然，作为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女性作家，对文学理解不如专业学者傅雷（迅雨即是傅雷的化名）那般透彻，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张爱玲的文学理论也确有独到之处，她的时代意义在于，将小资产阶级情调与普遍人性相结合，且将中国女性恋爱、婚姻、家庭上升到社会生态及其认知层面，而不是简单地娇痴些男女情话。
在文章风格上，她苍凉悲烈的文字里，人物角色、特别是男性人物都是不完整的，他们要么身体孱弱、要么精神病态。
张爱玲的故事里既有泯灭人性、敢下黑手的狠角色，也有备受凌辱和压迫的受害者，故事在张弛里透出清晰的人性批判过程。
不过傅雷批评得也很中肯，张爱玲作为年轻的女性作家，越是大红大紫，不成熟的一面暴露得也越大。
若只是隐涩地、含蓄地去说，不去触碰病根儿，那张爱玲太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了。
迅雨批评张爱玲的文章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的确让死寂的文学孤岛热闹了一番，人们端起杂志热议的便是这个事件。
而几场比较吸引眼球的笔仗是在《杂志》和《新东方》为主的几家杂志上打响的，让这两家杂志赚足了人气。
即便处在舆论焦点中心的张爱玲也出版了小说集《传奇》，赚得盆满钵满。
最倒霉的要属《万象》杂志社老板平襟亚了，事件皆因《万象》杂志连载《连环套》而起，连载到五月便因迅雨的批评戛然而止了。
事件发展至后期红火热闹起来时，平襟亚却被撂在一边冷清得很，好像整件事与他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似的，这让他大为恼火。
某日一查账，发现之前与张爱玲约定了每期一千，六期截止应领六千，账上却写张爱玲领了七千，平襟亚当然不甘心，果断地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借着与张爱玲的纠葛将舆论热点吸引回自己身上，也算赚了把眼球。
张爱玲看后忙写信去辩驳。
各说各的理儿，几个回合下来也没个结果，大家就算了，毕竟事件实质也并非全在钱上。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可让张爱玲没想到，刚刚创刊的《语林》杂志为打开局面，也将视线放在自己身上。
钱公侠先生请出她中学老师汪宏生写了一篇《谈张爱玲》。
文章生动描写了张爱玲的中学生活，不经意间将《霸王别姬》这样一篇作文充两篇的事与《一千元的灰钿》联系起来。
张爱玲见了旋即又写了《不得不说的话》投在了《语林》杂志上：
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
我说讲好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
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
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
后来我再写第二封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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