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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西吉尔大伯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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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二有集市。
一大早，长着一张张又圆又红的南瓜脸，穿着脏兮兮的工装服和粘满干牛粪的大靴子的家伙们就把牲口赶进了市场。
接下来的几小时，市场里会喧闹不停：狗叫声；猪的尖叫声；赶车人连吼带叫，猛地甩鞭子，骂骂咧咧地穿过拥挤的人群；赶牛的人一边喊着，一边挥舞着手里的枝条。
每逢公牛进场，总能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当时我年纪小，可早就知道了大多数的公牛都是无害的、安分守己的畜生，只想着安安静静地走进各自的牛棚中。
不过，要是半个镇的人不现身，把它狠狠追赶一番，它就不能被称作公牛了。
有时，有些受到惊吓的畜生（一般情况下，是尚未成年的小母牛），挣脱了缰绳，沿着人行道就跑下去了，任何瞧见它的人都会站在街中央，朝身后挥舞着胳膊，就像风车的翼那样，然后大喝一声：“去！
去！”
据说，这么做会在动物身上产生一种催眠的效果，当然了，这一招儿着实把它们给吓坏了。
战前和战后，下宾菲尔德一直都是自由党的选区。
战争期间，在一次下院的补充选举中，保守党人赢了。
当时我年纪太小，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自己属于保守派，因为我更喜欢蓝色的旗子，而不是红色的旗子；还有，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一个喝醉的家伙在乔治酒吧外面的人行道上摔伤了鼻子。
当时是那么热闹，没人注意到他，就这样，他躺在那儿，让太阳烘烤了几小时，直到流出的血都被烤干了，血一干，就变成了紫色。
1906年大选前夕，我的年纪大了些，或多或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次，我成了自由派，因为别的人都是自由派。
人们将保守派候选人追赶了有半英里远，然后把他扔进了一个长满浮萍的池塘里。
在那时候，人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可是严肃的。
在选举开始前的好几个礼拜，他们就把臭鸡蛋准备好了。
父亲和伊西吉尔大伯很不一样。
我对我的祖父母知道得不多，我还没出生他俩就死了，我只知道祖父是个补鞋匠，晚年娶了一位种子商的寡妇，这样我们才有了这家种子店。
父亲干这一行并不是太合适，尽管他对这门生意了如指掌，总在不停歇地工作。
除了礼拜天和少有的几个工作日，我从未见过他手背上、脸上的皱纹里和脑袋上剩下的头发里不沾着玉米粉的。
他是三十岁那年结的婚，我记得他的时候，他肯定快四十岁了。
他是个小个子，有点儿灰头土脸的，总穿着一件衬衫，围着白色的围裙，身上总是沾着玉米粉。
他的脑袋是圆的，鼻子一点儿也不挺，胡子很浓密，戴着眼镜，头发是黄油色的，跟我的一样，不过，他的都快掉光了，上面总沾着玉米粉。
祖父娶了那位种子商的寡妇，日子好过了不少。
父亲在华尔顿中学接受了教育，农民们和家境殷实些的商人家的孩子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伊西吉尔大伯总是吹牛，说他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却总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点着一根兽脂蜡烛自学，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他的脑子要比父亲的敏捷得多，跟谁都能理论一番，卡莱尔和斯宾塞的名言总是信手拈来。
父亲的脑子有点儿笨，书本上那些知识总也学不会，还有，他的英文也学得不怎么样。
每逢礼拜天下午，事情都收拾利落之后，他总会踏踏实实坐在客厅壁炉旁，读周日的报纸，用他的话说，是“好好研读一番”
。
他最喜欢的报纸是《人民报》——母亲更喜欢《世界新闻》，她觉得上面的凶杀案要更多些。
此时此刻，过去的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
在一个礼拜天的午后——当然了，肯定是夏日的午后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猪排和蔬菜的味道，母亲坐在壁炉一旁，开始阅读报纸上新近报道的凶杀案，不过，她总是读着读着就张着大嘴睡着了；而父亲呢，却穿着拖鞋，戴着眼镜，在壁炉另一边，慢慢翻阅那些脏兮兮的报纸。
夏天那种柔软的感觉包围着我，天竺葵顺着玻璃爬到了窗户上，远处好像有只鸽子在咕咕叫，我藏在桌子底下和小狗玩，让自己相信桌布就是一顶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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