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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以来，光绪希望借廷议的方式得到众臣的支持，也得以堵住太后的嘴巴，因此一有新政就交廷臣先议，但廷臣们议驳者十居七八。
光绪积郁不平，于是大开言路，让大小官员都可通过本衙门上书，希望从下层官员中得到对变法的支持。
但一个多月了，上书却寥寥无几。
他本来就怀疑六部九卿的堂官们有意压制上书，王照的上书被阻恰好证明了他的怀疑。
他勃然大怒，谕令将礼部堂官下部议处。
刑部议降三级调用，光绪不同意，下谕全部革职。
而对王照大加赞赏，褒奖他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随后又任命了新的礼部堂官，汉尚书李端棻，汉侍郎王锡蕃、徐致靖，满侍郎阔普、通武均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
尤其是徐致靖，与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
如今由从二品的内阁学士闲职，一跃而为正二品的侍郎。
罢官惩戒并不罕见，但一次把某部堂官全部罢免，有清以来不曾有过；如果理由充分，也无不可，问题是只因不予代递上书，就全堂罢免，实在出乎常理。
怀塔布等六名堂官跑到颐和园向太后痛哭诉屈，这不仅使守旧大臣觉得过分，就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觉得太过分。
罢黜六部堂官不久，光绪又下旨罢免李鸿章和户部满尚书敬信的总署大臣之职。
起因是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
海防捐就是以筹办海防经费的名义卖官，这部分收入开始的确用于海军，但后来主要用于修园子及驻守北洋的淮军军饷。
如果停止海防捐，淮军立即面临无饷的局面。
李鸿章作为淮军的创始人当然要力争；敬信作为户部尚书，则担心不但淮饷无款可筹，而且新政创行，无论是办学堂还是兴工商，诸多费用更难筹措。
两人再三请求稍缓再停，光绪大怒道：“一面裁官，一面又捐官，有这样的政体没有？”
两人跑到太后那里诉苦，慈禧回道：“我已经答应皇帝推行新政，我不能言而无信。”
总署大臣是李鸿章唯一的实职，一旦罢免则又形同赋闲。
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其实他与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员一样，对变法并不反对，但他反对的是康有为这样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变法。
所以他好几次发牢骚，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对他可以说是积愤已久。
李鸿章是三朝老臣，而且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竟然也被罢黜总署之职，那些几无所长的大员又该如何自处？这时候，不但是守旧大臣，就是一些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心思也开始倾向颐和园，他们觉得能给官员以公正和保护的，只有退居园中的老太后了。
连续罢黜大员都得以顺利落实，康有为信心更足，光绪的胆子也更大了。
康有为又上书说要想变法，唯有提升任用小臣，广为举荐，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惜爵位赏赐，破格升用。
那些守旧的人姑且听其在位，只用京卿、御史等，内外诸事皆可办理妥当。
光绪采纳这一建议，决定先拿军机处开刀，任命了军机四卿，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凡有章奏都由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卿拟旨。
原来的军机大臣，则被晾到一边。
无论光绪还是维新派，都觉得这个办法实在高明。
皇帝不是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吗？那我就任命二品以下的官吏，让他们来办事，二品以上的都一边凉快去。
办法的确痛快，但无异于将帝后矛盾公开在朝堂内外，也就难怪大员们都跑到颐和园围在了太后身边。
军机大臣们被晾在一边，看着四个年轻人指手画脚，心里的憎恶可想而知，只盼着他们尽快玩火自焚。
军机四卿的确太年轻。
林旭，福建侯官人，是著名洋务派沈葆桢的孙婿，时年只有二十三岁；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时年三十三岁，这两人都是康有为的弟子。
刘光第，四川富顺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杨锐，时年四十一岁，四川绵竹人，曾经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与刘光第都受到张之洞的赏识，是张之洞通过陈宝箴推荐给光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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