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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给予的坚决支持心怀感激，因此借此机会把他调到京中。
不过，蔡锷毕竟不是北洋嫡系，立马重用他也不可能，因此暂时只能给他一个政治会议议员的位子。
总之，如今政治会议的人员，虽然不至于唯总统马首是瞻，但绝不会像国民党议员那样事事反对。
所以政治会议开幕的时候，他借会见议员的时机，把自己两年来的不满和思考，做一个全面总结，毫无顾虑地讲出来。
那天69名政治会议议员一齐到中南海面见总统，袁世凯发表了一个四千余字的长篇训词。
他开门见山，说明成立政治会议的原因：“民国建设二年以来，政治难行，诸多牵制隔阂之处。
是以召集政治会议，以期内外联洽，共商办法，以辅助政治之进行。”
他对民国建立二年以来的政治，提出严厉批评：“两年以来，理论多而实行少，故虽共和肇造，然危机重重。
就内政言之，纪纲法度茫然无存，甚至礼义廉耻亦皆放弃，人伦道德废而不讲。”
对国民党挂在嘴上的平等、自由也大加斥责，“今之人动辄讲平等，岂知外国人所谓平等者，人格之平等，法律之平等也，并非部长可与书记平等，师长可与士兵平等，校长可与学生平等。
破坏之徒，借平等名义，以图构乱，种种犯上作乱之事，皆以平等之名行之。
若辈又有几个是真想讲平等？今人又动辄讲自由，岂知外人所谓自由者，乃法律中之自由，并非法律之外悉可自由。
今年孙黄发动暴乱，多省宣布独立，如果未能及时扑灭，必至沦为土匪之国，则外人安有不瓜分之理？瓜分之后，国人皆为亡国奴，还奢谈什么自由、平等？”
他对民主也有自己的解释：“改革之后，民主政体虽已告成，试问人民之疾苦、利害，又有几人真正关心？甚至倡言民主之人，所行不过是残害生民之举。
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前例俱在，天下有此民主乎？今日多数良民之意，大都在于安居乐业，而主持民主之人，却与人民心愿相悖而行，何谈民主？孙黄发动暴乱，而全国商民群起而反对，全国二十余省商会，仅有九江一商会答应附逆，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袁世凯又对共和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共和，在结大众之团体，谋大众之幸福。
乃以主张共和政体之人，往往不守法律，奢谈共和精神之人，往往阴谋分裂。
而不明政理者，盲目从之，托名为共和政治，实成为暴民专制。”
接下来他大谈暴民思想的危害，认为这是致乱之源，肇祸之根，足以亡国。
“苟无国，安有家。
苟无家，安有身。
万一国家倾覆，瓜分实行，则自身及子孙，皆为奴隶、牛马。
我不愿自己，也不愿子孙，更不愿四万万同胞陷于奴隶、牛马之惨劫也。
尤愿诸君咸抱此宗旨，共筹办法。
当此国事孔艰，不能不亟筹匡救。
从古至今，断无人民不安而可以立国者。
若坐视疾苦，袖手旁观，揆诸良心，何以自安？现在总以救国救民为本位，牺牲精力固不待言，就是名誉亦可牺牲之。
愿大众同此意见，专以救国救民为前提，毁誉是非，千百年后自有定论，此时悠悠之口，何关轻重！”
国民党搞二次革命，也是被逼无奈，但无论怎么说，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叛乱国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袁世凯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这些向来主张改良的政治会议议员听来，颇能引起共鸣，以致认为袁世凯是一心为国家，这样的总统为什么不支持？
袁世凯不敢说辛亥革命是错的，但他认为太过于急切，违背了人民的习惯和接受程度，“居今之世，政治进行，不能再缓。
但人民程度习惯，各有不齐。
犹春之不能骤冬，日之不能骤夕。
余穷原政治之事，毋违背人民之习惯程度。
苟与习惯程度不合，虽更定法度，条理秩然，亦断无实行之望，即便良法美意，结果却足以扰民。
故必按照习惯程度，徐导之于文明之域，循序渐进，庶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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