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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顺利，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公元1903年12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
谕内阁：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
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
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
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
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
并著铁良襄同办理。
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
其应办事宜，著该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
这就表明练兵处已经正式成立。
办公的地方，设在东安门外的锡拉胡同。
练兵处的职守及机构设置，提调及各司正使的任命，当然要等练兵处正式成立后奏报公布，所以晚了二十天。
这二十天内，自然有许多人钻营，但大局已定，袁世凯所谋皆如所愿，朝廷上谕中说：“命商部左丞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
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充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充军学司正使，均赏给副都统衔。”
徐世昌以内阁学士候补真正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因为半年前他还不过是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商部成立他出任左丞，跃升为正三品，而不到两月又以内阁学士候补，已经是从二品的红顶子大员。
副都统是正二品的旗缺，本是驻防八旗中一旗的最高军政长官都统的副手，授予汉人这是首次，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由此也都成为红顶武职大员。
三个副使不必朝廷下谕，而由练兵处奏请委任，军政司陆嘉谷、军令司冯国璋、军学司陆建章。
陆嘉谷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所赏识，当时他是分发山东的候补道，袁世凯督直后随调直隶。
陆建章则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追随。
可以说，练兵处三司全为袁世凯的人把持。
但如果抛开派系而从实际考察，练兵处三司正副使，算得上位得其人，因为这六人的确都是新军中的翘楚，深谙新式操法、具备专业素养。
不但三司正副使如此，十余科的监督来源及出身，有一多半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余的要么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要么是水师学堂学生，再就是兵部员外郎，也是名副其实的新式人才。
练兵处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集各省兵饷于中央，而袁世凯早就有北洋至少编练六镇新军才资敷用的奏议，自然要先筹划保证这六镇的饷项。
每镇的军饷，一年需要一百多万两，再加军械棚帐等就要近二百万两，要练六镇总要有一千万两才能应付。
如此巨饷从哪里来？当然不能全由北洋出，而且，北洋实在无此力量。
袁世凯早让幕僚们精心筹划，给奕劻提出了两条聚财的路子。
一是在烟酒项下摊派各省练饷。
清廷入关后，一方面担心酿酒消耗粮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专营谋利，自康熙开始禁止民间私自酿酒。
但到了咸丰年间，战事不断，禁酒令逐渐废弛，酒税日渐成为地方军饷的重要来源。
烟草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大有腾挪余地。
他建议从烟酒税中增加提成，分派数额。
直隶当然要做表率，与奉天各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五十万两；山西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十万两；甘肃、新疆各六万两，这样算下来，总计为六百四十多万两。
二是从各省丁漕及田契房契增收中解决。
漕粮征收中浮收很多，不过多为地方官吏贪墨，督抚亦睁一眼闭一眼，留为调剂差缺的余地。
房田征收契税，潜力也很大。
所以袁世凯建议朝廷下旨，责成督抚彻底确查，酌量归公，作为新派军饷的又一来源。
也是按各省经济情况摊派，江苏、广东各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各三十万两；山东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二十万两；安徽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十万两，以上算下来，总计三百二十多万两。
以上两项合计大致一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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