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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为此，中国政府要在北京成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专任监理各项事务。
在各产盐地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负责盐税征收、存储事宜。
而且规定盐税的存储、提用必须总办、会办会同签字。
这实际将中国盐政和盐税收入完全置于洋人控制之下，像海关一样，沦为洋人控制的机构。
国民党因宋教仁被杀，仇恨袁世凯政府，但又无过硬的证据证明赵秉钧、袁世凯为主谋，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善后大借款的事情此时透露出来，无异找到了一个出气孔。
4月24日，北京《顺天时报》首先发表了借款将成的消息。
刚刚担任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闻讯，立即发表反对通电，指责袁世凯政府预谋“擅自签押，违法专行”
，呼吁全国人民设法挽救危机。
张、王的通电立即在全国掀起舆论大潮，从孙中山到黄兴再到国民党各种报纸、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全都站出来指责善后大借款违法、卖国。
黄兴在发给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众议院、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的电报中，先是指责善后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而后与宋案联系起来，“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
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
兴襄随国民之后，尽瘁国务，略知民意所在。
此种举行，兴逆料国民决不承认，敢申忠告，冀幸当局者停止进行……非得人民画诺，一文不敢苟取。”
孙中山发给各国驻沪领事的电报，则直接将善后大借款的目的归之为用于战争，“北京政府未得巨款，人民与政府尚有调和之望，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此可预言者也。
世界文明各国，莫不尊重人道，用敢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供给北京政府。”
他还亲自到上海汇丰银行交涉，要求他们电阻总行签字。
不过，在各国看来，孙中山和国民党才是中国和平最大的威胁。
眼看战争一触即发，五国银行团决定在关键时候支持他们看好的袁世凯，于26日晚上在汇丰银行签字，并立即支付二百万英镑。
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赶往位于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却发现国民党数人堵在大门口，原来他们得到消息，赶来阻止签约。
几个人于是避开大门，从侧门而入，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里面谈，外面则在叩门，要求见银行大班。
银行大班派出一个三等秘书去应付，告诉他们借款签约是银行团与政府之间的行为，贵党无干涉之权。
外面的国民党人仍然不肯散去，于是大班吩咐招印度红头阿三——也就是印度籍巡警来驱散，银行的守卫则哗哗啦啦拉枪栓，把反对签约的国民党人赶走。
中国已经与五国银行团签约借款的消息一发布，亲国民党的媒体一片骂声，不但骂袁世凯、赵秉钧，连财政总长周学熙也骂得狗血喷头。
赵秉钧既陷入刺宋案，又陷入大借款的风潮中，于是来了个以退为进，以病为由，向袁世凯请辞。
“不可，智庵。
此时你不能告辞。
他们正盼着你辞职呢，不能便宜他们。
有时候，嫌疑不是能避掉，你越避越洗不清。
他们是想找理由南北决裂，没什么好怕的，我巴不得他们来硬的。”
最后，袁世凯准了赵秉钧半个月假。
那国务总理谁来代？他决定请唐绍仪再次出山，借他与孙中山等人的密切关系来调和南北。
这时候已经从上海北归的杨士琦却劝道：“大总统，南北关系如果能够调和得了，当然请少川出山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是，南方的决心很大，调和未必有用。
大总统别忘了‘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白白把总理之位让给他人又有何益？请大总统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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