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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事当然不必袁世凯劳神，但商部官员的组成他不能不上心。
从前六部设置是设满汉尚书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一共是六员堂官。
但自从两宫回銮后，有意加强满人的势力，新设部不再设满汉尚书，名义上是破除满汉界限，实际上减少了汉人出任堂官的机会。
新设商部也是如此，拟设立尚书一员，左右侍郎各一人，侍郎之下又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这七人是商部的首脑。
下面又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及司务厅，这四司一厅负责具体的业务。
其具体业务则并不仅限于商务，是农工商皆隶其中。
如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等生植事宜；通艺司则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等事宜；会计司则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种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衡等事宜。
商部可以说统揽工农商利权，这样一个部，袁世凯当然要设法安置自己的人。
尚书当然是载振，而左右侍郎，一个必定属于唐文治，他多次出国考察，深受奕劻和载振父子的赏识；顺天府尹陈璧任过多年御史，以正直敢言闻名，出任顺天府尹后，在新式教育和实业等新政上大有作为，先后创办京师工艺局、顺天中学堂、金台校士馆及五城中学，各项新政风生水起。
陈璧既能干事又会来事，对奕劻父子很巴结，与袁世凯关系不错，正在谋取侍郎一职。
功到自然成。
到了阴历七月初，朝廷下旨成立商部，载振任尚书，伍廷芳、陈璧任左右侍郎，徐世昌、唐文治任左右丞，绍昌、王清穆任左右参议。
其他司员则主要从内阁、六部司官中选调或升调。
徐世昌新官上任就给袁世凯来信，一是商部开办经费紧缺，希望北洋暂借十万两。
袁世凯知道这其实是载振的意思，因此立即安排杨士骧设法解决。
第二件是商部已经与美国达成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
俄国非常不满，听说正在与日本秘密交涉，想联合日本向大清施压。
日本到底是什么态度？请袁世凯设法打探。
日本在京中设有驻华使馆，向他们打听不是更方便？其实不然。
驻华使馆是代表日本政府，说话表态当然十分谨慎；而袁世凯幕府中有许多日本人，私下里向他们打探情况，彼此说话更方便大胆，反而更容易得到真实情报。
当年李鸿章坐镇北洋，外交的事总是交给他先办理，原因就在这里。
中、日、俄以及朝鲜之间，关系像乱麻一样，错综复杂。
甲午一战，大清的藩属国朝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朝鲜并不甘为日人傀儡，因此又引强俄为援，朝俄签订密约，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俄国将提供军事援助，而作为回报，俄国取得训练朝鲜新军以及管理财政和海关税的权利。
日本当然不甘靠流血换来的成果让俄国人轻易攫取，因此对俄国恨之入骨。
俄国人不但染指朝鲜，对中国东北更深怀野心。
他们借甲午战后中国人憎恨日本的机会，诱使清廷签订了《中俄密约》，也就是《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如果遇到日本侵略俄国或者中国，“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
为了便于运兵，“中国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
。
这条铁路名称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
当时俄国正在修建从莫斯科横跨西伯亚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东清铁路与之相连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路程要减大为缩短，更可以南下旅顺、大连，将满洲有效地控制在手。
俄国财政大臣在报告中说，东清铁路修通，“将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在最短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运东的威信和影响”
。
清廷的如意算盘是以此密约抵挡日本向东北扩张；俄国的如意算盘是借机盘踞经营满洲。
只是中国的如意算盘很快落空，俄国人与德国勾结，德国占据胶州湾，而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狂潮。
到了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
后，俄国人又以黑龙江等地发生烧教堂、杀教民事件为由，出兵十余万人，从满洲里、黑河、伯力、珲春和旅大分五路进犯。
俄国的势力迅速深入中国东北全境，除了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外，取得了护路权、路区的警政大权以及林矿采伐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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