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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劾康、梁师徒是“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
之徒，请光绪杀掉康、梁。
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1897年8月在长沙举办，为的是培养新式人才，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
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都有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想法，结果梁启超把这些思想写在了学生札记的批语中，而曾廉又恰恰看到了这些批语，并一条条记录了下来。
如今他向光绪上了一个七千余字的奏折，历数康、梁在集会、教学中如何鼓动仇清、反清，而且把梁启超反清的批语作了附片。
因为奏折太长，光绪大约没有仔细看，而且也不相信康、梁会反清，发下来让军机四卿议复。
负责议复的谭嗣同和刘光第都以性命担保，康、梁绝无反清的言行，并把曾廉的附片销毁。
这件事情总算应付了过去，但康有为、梁启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因为虽然附片销毁，但曾廉肯定还有底稿，或者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在手。
如果这些证据提供到慈禧面前，他们将难逃杀身之祸，就是光绪也保不了！
这个致命的漏洞已无法弥补，康有为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能要他们性命的慈禧除掉。
而要除掉慈禧，非发动政变不可，而要发动政变，则必须有军队的支持。
九门提督是崇礼，管理圆明园官兵的是怀塔布，西山健锐营的统领是刚毅，他们都是满洲贵族，也都是慈禧面前的红人。
直隶的军队有三大支，都掌握在荣禄的手中，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驻扎在京郊，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芦台，第三支就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扎小站。
康有为认为，北洋三军的统领都是汉人，如果能从荣禄的手中争取一支站在光绪身边，那政变就有取胜的可能。
他们反复商讨了若干次，觉得只有一个人有可能，那就是袁世凯。
因为袁世凯当年对强学会十分支持，曾经捐银五百两资助，而且与康有为多次聚饮。
但是，荣禄有恩于袁世凯，不知他到底有无摆脱荣禄、站到皇上一边来的想法。
必须有个人去试探。
派谁去呢？康有为认为王照正合适。
因为王照与袁世凯的第一谋士徐世昌关系十分密切，两人对办新式学堂十分感兴趣，去年曾经在天津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
康有为派谭嗣同、徐致靖去劝说王照赴天津面见袁世凯，但王照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三次固辞。
徐致靖与王照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是王照的“年伯”
，他很生气，教训道：“你如此怕事，只为自己考虑。
你受皇上大恩，却不趁机图报，于心能安吗？”
王照答道：“我以为这是置皇上于危险境地，如此行事，我心更难安。
大家见解不一致，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最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自告奋勇，愿到小站一试。
徐仁铸时年三十八岁，去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办时务学堂，宣扬新学，主张变法。
他对梁启超、谭嗣同的见识十分佩服和赞同，在湖南推行新学，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他与徐世昌曾经同为翰林院编修，因此也算得上熟悉，由徐世昌牵线，很容易见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人在天津，但对京中如火如荼的维新变法一直十分关注。
天津都传康有为深受皇上的信任，皇上颁布的所有上谕都是他起草。
要想升官快，就要与康有为的人搭上线。
袁世凯的心根本静不下来，有几次跃跃欲试，都被徐世昌所劝阻。
他的意见是手里有小站这支最精锐的新建陆军，无论是谁得势，最终都要用他。
徐仁铸的到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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