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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嗻！”
荣禄响亮地应一声，“奴才遵旨。”
礼部侍郎徐致靖、山西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折，建议朝廷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
光绪深以为然，在获得慈禧支持后召见军机，让翁同龢拟《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翁同龢所拟定的诏书正式颁布，历史上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开始的象征。
翁同龢拟定的诏书并非康有为所主张全面变法，更没有康有为的偏执激烈，一言以概之，是“守旧图新”
。
诏书中最关键的几句话说：“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很明显，翁同龢主张把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并非全然西化。
对这个《定国是诏》，康有为等人不满意，光绪也觉得未尽其愿。
但总之是开了个头，开了头，就有步步深入的机会。
康有为急于辅佐光绪推行变法，因此他策动徐致靖上书推荐人才，所推的人都是后来著名的维新派，除康有为外，还有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
张元济是总理衙门章京，倾心变法维新；黄遵宪此时人在湖南，署理湖南按察使，他曾经出洋担任过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曾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此时全力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谭嗣同也深受康梁的影响，此时在黄遵宪的支持下兴办时务学堂，宣扬的正是维新变法。
这份荐折，幕后捉笔其实是康有为，对自己的推荐当然是不吝笔墨，“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
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
。
显然，康有为是想通过徐致靖的上奏实现主持变法。
为了争取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光绪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各国兴昌记》《泰西新史揽要》《校邠庐抗议》五本书呈给太后。
太后不怎么爱读书便道：“皇帝，你就把这些书的内容讲给我听听。”
光绪先后两天都跑到颐和园给慈禧讲书。
前四本全是康有为的著作，只有《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著就出版的，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早被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采纳。
如何处理中西关系，冯桂芬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并不主张全盘西化。
慈禧听后说道：“这五本书，依我看唯有《校邠庐抗议》最好。”
光绪见太后对此书感兴趣，立即表示将重印该书，京官们人手一本。
母子两人，一个读，一个听，偶尔还发表一下议论，关系少有的融洽。
休息的时候，慈禧慈祥地说道：“皇帝，咱大清屡受洋人欺压，如今又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你心里着急，不好受，我理解你的心思。
变法自强，不光你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大清上下也都在盼着国富民强。
我说过，支持你变法，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咱满洲的权势，我无不赞成。
可是有一样，翁同龢必须罢黜。”
说到这里，慈禧的表情复又凛然，“有你六叔在，还能牵制得住他，如今你六叔不在了，他在军机难免怙势弄权。
你是他的学生，不好严厉约束。
这一条你若不答应，也行，那我就再恢复训政，帮你看住翁同龢。”
恢复训政，那岂不是又夺走了皇权？光绪没有过多的犹豫：“这一条，我听亲爸爸的。”
“上谕你亲笔写好，就在明天宣示天下。”
慈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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