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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个性的确立。
有趣的是，在东方社会，尤其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
的观念被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全面发展”
的观念。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在从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中蜕变出来的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人，特别是与伟大人物意义上的个人相对待的普通个人，仍然是缺乏人格上的独立性和精神上的独立地位的。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以亚当·斯密和卢梭为代表的错误见解——认为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着独立的个人——时所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Individuum），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4]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独立的个人在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乃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尤其是18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的产物。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也就是把普通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无论是鲁迅等人关于易卜生剧本《现偶之家》中“娜拉出走”
问题的讨论，还是巴金的小说《家》《春》《秋》或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而展开的。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后来，救亡的主题（集体至上）逐渐压倒了启蒙的主题（个体至上），于是，个人解放和个性自由的问题完全被掩蔽起来了。
尽管1949年以后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教材也对“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而，在这里，关怀的重点也始终是伟大人物意义上的“个人”
，而不是普通个人。
不但普通个人缺乏精神上的独立地位和人格上的独立性，而且其基本利益也被曲解为“极端个人主义”
而加以简单的否定。
我们一再发现，普通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片断、一种要素被归入“人民群众”
这个集合性的概念中，只有伟大人物的个体性存在才成为人们反思的焦点。
事实上，“文革”
后出现的所谓“新启蒙”
思潮，所要继续的正是“五四”
前后才开始的普通个人解放的道路。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身份制度向当代社会的契约制度的转化，个人本位、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当今现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事实上，只有深刻领悟当代生活的实际诉求，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
理论所蕴含的伟大的当代意义。
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还是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全面发展”
，确切些说，是指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写道：“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Vermoegen）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Faehigkeiten）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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