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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
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还有其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今天仍然沿用这个口号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因为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主要着眼的是物的因素。
尽管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都蕴含着人的因素，但这里注重的并不是人的因素本身，而只是人的因素的物化。
虽然物的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人的因素。
这个道理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换言之，实现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对这个道理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
比如，人们如果缺乏相应的道德方面和法律方面的素质（欠债可以不还、签合同可以不加履行、办事可以不讲信用等），那么市场经济显然是无法运作的，现代化也完全是一句空话。
第三个问题是：能够说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吗？诚然，在高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先进与落后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成败，但我们仍然不能片面地把科学技术视为现代化的关键。
因为在当代的生活中，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不再是一种中性的、价值上中立的东西。
海德格尔就说过：“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某种中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以某种最坏的可能性被交付给技术了，因为今天人们特别愿意接受的这种观点使我们对于技术的本质完全处在茫然无知的状态下。”
[21]在他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显现于“座架”
（Gestellenframing）之中，这种“座架”
既体现出人对自然或物的强行控制，也体现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整个人性的物化。
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负面的作用，人们就不得不对传统的、以单向度的方式肯定科学技术作用的现代化理念做出新的反思和修正。
美国另一位知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已经指出了单纯发展科学技术的危险性，因而强调：“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
[22]奈斯比特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高科技和人的情感之间的平衡的必要性，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不是全面的。
真正全面的思考涉及：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对科学主义泛滥的遏制来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等。
总之，在新的现代化的理念中，决不能固守“技术决定论”
的立场，而应当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倡导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能够把现代化建设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建设吗？诚然，我们也承认，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济建设起着极为根本的作用，但现代化毕竟是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把它仅仅或主要地归结为经济建设显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背景下从事经济建设的，单纯的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不存在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这一点有清醒的意识，他反复重申：“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23]在他看来，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政治的现代化。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被淡化了，凸显出来的是政治稳定的问题。
诚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但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立起来。
其实，真正长远的稳定仍然要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前提。
也就是说，只有正确地理解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把它作为反思现代化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环节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可能是健康的、充满希望的。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感型的反思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单纯政治型的反思比较起来，滥觞于90年代初的反思虽然也注重其政治维度，但它真正说来是一种综合性的、以广阔的文化视野为切入点的反思，因而蕴含着对现代化理念的全新的、批判性的思考和预测。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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