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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全球化”
进程中的主动的方面和受动的方面还是比较粗糙的。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贫富之间的对立也是十分严重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主动者乃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那些通过“全球化”
的推进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而它们对国家的决策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至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贫困的阶层,不但不一定在“全球化”
的进程中获益,其利益还可能遭到进一步的损害。
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做具体的分析。
同样地,在发展中国家或在发展中相对滞后的国家里,也存在着贫富之间的差异,虽然从总体上看,“全球化”
使这些国家处于被动和不利的情况下,但这些国家中的富有的阶层仍然可能在这一进程中获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不再停留在表面上,即以无主体的方式泛泛地谈论“全球化”
的时候,我们的认识才会获得深化,才会深刻地理解关于“全球化”
的各种迥然不同的见解存在的理由。
主观与客观
当人们了解到,在“全球化”
的进程中存在着主动和受动这两大方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幻觉,即“全球化”
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富有的阶层在主观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罢了。
诚然,我们也承认,“全球化”
并不是无主体的进程,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这一进程的发展时,起着主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进程并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观愿望和随意的行为,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客观法则。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化”
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又不能把这一进程仅仅还原为这些国家的主观的、任意的愿望和行为。
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
进程中那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和客观要求的存在。
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资本从发达国家的输出和向全世界的渗透乃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客观逻辑。
他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2]又说:“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3]这两段话表明,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已经洞见并揭示了资本“全球化”
的客观历史趋势。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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