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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极端形式则是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上的种族主义。
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在观念上，我们既不能撇开全球化来思考区域化，也不能撇开区域化来思考全球化；在行为方式上，我们既不能脱离区域化的现实去捕捉全球化的幻影，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去营造区域化的堡垒。
总之，只有正确地理解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才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中心与边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心”
（ter）和“边缘”
（margin）这两个地域性的概念在哲学、文化讨论中变得时髦起来。
这或许源于德里达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解构，或许源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或西方话语霸权主义的冲击。
不管如何，这两个概念已经获得了普泛性的意义。
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心”
指的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边缘”
指的是西方以外的文化，特别是东方的文化。
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哲学、文化讨论中，这两个概念始终以僵硬的方式对峙着。
人们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来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从这种批判中引申出合理的、积极的结论。
在这个领域里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冷静的理智，不如说是偏狭的情感。
众所周知，斯宾格勒早在20世纪初就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他这样写道：“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作历史的托勒密体系。”
[5]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试图取代这种体系，做出“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
。
在他看来，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都具有与西方文化同样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理由把西方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文化中心论不过是西方人自欺斯人的幻觉而已。
后来，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做过剀切的批判。
但这些批判都没有引起西方人的普遍的关注，直到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于1978年问世，局面才为之一变。
西方学者仿佛在同一个时刻突然惊醒过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P.A.柯亨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试图用“中国中心观”
来取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不少中国学者亦步亦趋，对西方话语霸权主义大加挞伐，并扬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
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信。
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里起作用的乃是两个极端天真的、幼稚的见解。
第一个见解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不过是一种观念，只要我们抛弃了这种观念，我们也就不再受它支配了。
按照这种见解，人类历史仿佛是由纯粹的观念构成的，人们只要任意地接受或抛弃某一个观念，现实的历史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马克思早就嘲讽过这种天真的见解：“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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