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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那些大臣和老百姓明明知道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因害怕自己被视为蠢人而说了假话，甚至连皇帝本人也是如此。
这里发人深省的是：小孩因为缺乏成熟的理性才说真话，而大人则因为理性发达才说假话。
多么可怕的颠倒，不讲真话竟然成了理性成熟的根本标志！
更为不幸的是，《皇帝的新装》不仅是童话，也是现实生活；不仅是某个民族的思维惯性，也是一切民族的思维惯性。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大众传媒早已使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习惯于下面这样的故事。
比如，一家公司在招聘人才时竟出了这样的考题：“二加二等于多少？”
当一个机敏的应聘者回答“经理说多少就是多少”
时，他马上就被录用了。
又如，一家公司招聘会计，第一个问题就是：“愿意不愿意做假账？”
只有回答“愿意”
的人才可能被录用。
有趣的是，在抽象的言谈中，人人都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讲真话”
，但是一进入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语境中，“讲真话”
就转变为人人避之如瘟疫的愚蠢行为，而“听话”
“顺从”
和“讲假话”
则成了最高的美德。
巴金的感慨是，讲真话是不容易的，可是更难做到的是不讲假话。
他在《卖真货》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
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
[3]上海的另一位文化人顾准也在他的《商城日记》（1959，10～1960，1）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公开说谎，已成风气。”
[4]虽然巴金和顾准言说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然而在当今时代中，讲真话就变得轻松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事实上，讲假话、办假事的幽灵仍然到处游**着。
且不说到处泛滥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假币、假账、假发票、假名片、假文凭、假离婚、假检讨、假身份证、假处女膜等，甚至人们在从事高尚的科学研究活动时，也常常会无奈地面对假著作和假论文；在从事超功利的审美活动时，也常常会尴尬地面对假山、假城和假造的名胜古迹。
几乎在所有的旅游胜地，人们都发现了同样的题词，如“天下第一峰”
“天下第一泉”
“天下第一洞”
等。
不用我们置评，它们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给否定了。
由此可见，讲真话难，在任何时候都不讲假话更难，简直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
乍看起来，讲真话似乎是对人们的最低要求，实际上不妨说它是最高要求。
但不管如何，真话却是城市精神的基础，一旦抽去这个基础，生命和精神就会黯然失色。
所以，巴金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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