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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领域中的表现。
这种主观主义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限地夸大了主观意志、想象和观念的作用，轻率冒进，急于求成，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遗憾的是，“**”
结束后，这种“主观主义的偏差”
仍未得到有力的清算。
华国锋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提出的“两个凡是”
和在经济领域里发起的“洋跃进”
仍然囿于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了新的创伤。
总之，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主观主义不会自动地退出思想舞台，而像中国这样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更是为主观主义的泛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和遏制主观主义的斗争仍然是我们在思想领域里面临的长期任务。
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就会在实践中遭受挫折。
尊重客观规律是事业兴旺的根本保证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与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态度相对立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同志这样写道：“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5]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实事求是态度的两层意思。
第一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志和想象出发去研究现实问题；第二层：要研究、掌握并尊重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不是以书本上的某些“条条”
或自己生活和工作经验中的某些偶然性的、局部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下的许多论著都体现出他对外部世界运动规律的尊重和探求。
比如，他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通过对当时国内的政治运作规律，特别是军阀割据情况的分析，指出了创建红色根据地的可能性，并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革命军事战略和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不但分析了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着重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论持久战》（1938）独具只眼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特点和规律，使中国人民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希望；《新民主主义论》（1940）则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整个中国革命的性质、特征和规律，从而科学地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
总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探求客观规律、尊重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
平心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认识的扩大化和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这种思想态度渐渐地被遮蔽起来了，直到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得到恢复。
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恢复中，邓小平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
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6]在他看来，这条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从而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错误的决策，这个历史教训应该认真地汲取。
邓小平同志还强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7]在这里，十分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并不等于胡思乱想，并不等于主观上的任意的想象，而是要把思想从“本本”
或“局部的、教条化的经验”
中摆脱出来，在于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
也正是通过对中国国情（历史、现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他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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