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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a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
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
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
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
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
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
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
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
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
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
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
，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
，已无疑义了。
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
例如“主子是外国人”
，“炸弹”
，“巷战”
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
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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