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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
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
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
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
，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
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
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
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
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
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
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
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
“绿背”
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
，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
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
深恶痛绝。
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
。
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
，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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