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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骂名。
张作霖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在谈到同日本达成的修建东北铁路的协定不能公开签订时，曾说：“如果（日本）强使履行手续，势必成为公开的问题，因此，将使国论沸腾，奉天派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事属必然。”
从中亦可窥见张作霖的对日态度。
在张作霖离京返奉前，与乘人之危、向其无理要求签署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发生冲突，他对芳泽谦吉大吼道：“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
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意指身体性命），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说罢，愤然离去。
这也说明张作霖不愿出卖国家利益，以免遭后人唾骂的心理，以及与日本矛盾公开化的表征。
◎“我杀死了张作霖”
在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前，日本政府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张作霖就铁路修筑、土地商租权、“二五附税”
以及在临江设领事馆等问题作出肯定答复。
然而，直到1928年5月，就连日本政府原打算预先解决的承包修筑东北五条铁路（敦化至图们、长春至大赉、吉林至五常、延吉至海林、洮南至索伦）的问题也迟迟没有任何进展，更不用说其他了。
气急败坏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决定对张作霖下毒手了。
1928年4月，中国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决心统一全国。
把中国东北视为其“生命线”
的日本担心，随着北伐的深入，它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将受到损害。
所以，日本内阁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于1928年5月18日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备忘录，声称：“维持满洲之治安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出现扰乱该地区治安之祸因，当发生此种事态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即不准国民政府军进入东北，如有必要，还将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
关东军当日就准备出兵锦州，捍卫其“满蒙权益”
。
但最终从日本陆军部传来的命令却是“终止既定方针”
。
这对于踌躇满志的关东军来说，不啻为一盆兜头凉水。
气焰正盛的关东军只好甩开日本陆军部乃至政府的旨意不顾，去做阴谋暗杀张作霖的准备了。
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对于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的主张一直耿耿于怀。
河本大作尤为坚定，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
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在关东军的领导层中形成了统一认识。
而且主张，要杀张作霖，“并不必动用在满的日军兵力，用谋略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
于是一场谋划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悄悄地在关东军高级领导层中展开了。
起初，关东军司令村冈派参谋竹下义晴潜赴北京，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
河本大作得知后，认为是多此一举。
他对竹下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干这种事的人，实在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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