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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嘉庆帝曾召八大臣到烟波致爽殿“共启匣”
，何须禧恩抗论？又何须托津、戴均元“犹豫”
？再何须皇后钮祜禄氏发布“懿旨”
？由上述四则史料记载看：嘉庆帝突然驾崩，没有临终前召集八大臣当面共启匣这件事。
说先无后有的根据是：
第一，《清史稿·托津传》记载：“二十五年（1820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
（《清史稿·托津传》卷三四一）这个记载跟《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所载有很大差别。
“两实录”
均载嘉庆皇帝临终御前，由八大臣公启匣；而《托津传》载嘉庆帝驾崩后，托津和戴均元两位军机大臣手启盒，奉宣宗即位。
第二，《清史稿·戴均元传》记载：“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
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清史稿·戴均元传》卷三四一）由上，《清史稿·戴均元传》与《清史稿·托津传》的记载大致相同。
但后者比前者增加了一个细节，就是托津和戴均元在嘉庆帝临终前，督促嘉庆帝身边的内侍翻找皇帝随身的箱子，找到一个小金盒，马上打开，取出御书宣布，然后就发丧了。
这就把匣的来历说清楚了。
而且，也没有“两实录”
所载嘉庆帝与八大臣公启匣的从容场面。
第三，包世臣所撰《大庾戴公（均元）墓碑》文，作了重要补充。
《碑文》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
七月，戴均元“偕满相托文恪公（托津）扈滦阳围。
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
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
公与文恪（托津）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
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
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绵忻）成礼。
乃发丧，中外宴然。”
（《清代碑传全集·续集》卷二）上述记载说，托津和戴均元督促内侍翻找了十多个嘉庆帝的随行箱子，最后发现一位近侍身上带着一个小金盒，锁着，没有钥匙。
托津拧开金锁，得到盒子里的传位御书，于是，二位军机大臣便奉旻宁即大位，之后发丧。
以上两位军机大臣的传记和碑记，不仅没有提到嘉庆帝临终前的公启匣，而且记录了在嘉庆帝突然驾崩前后，他们仓猝翻找匣的情节。
再加上《禧恩传》提供的他们三人曾讨论皇位继承的情节，都指向一个疑点：事出突然，仓猝无备。
嘉庆帝生前并没有公启匣，所以情急之下，才会引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的种种越制行为。
第四，面临嘉庆皇帝突然驾崩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也作出了非常之举。
《清宣宗实录》记载：“癸未（二十九日），奉皇太后懿旨：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
但恐仓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
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
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清宣宗实录》卷一）
懿旨中说得很清楚，但恐大行皇帝未及明谕，所以发此懿旨。
《清宣宗实录》接着记载：“上奉懿旨，怆感靡极，恭折覆奏：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
子臣震惊哀恸，五中摧裂，昏迷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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