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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之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里，哲学家面对着“正在对思索进行思索”
（thinkingonthinking）的上帝；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哲学家发现自己“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眼前的事物”
从而享受到“神的智性之爱”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除了静默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呢？用“非一”
、“非多”
、“非非一”
、“非非多”
来形容他们这时的心态，岂不更好吗？
因此，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
它若不以负的方法告终，便不可能登上哲学的高峰。
但如果它不从正的方法开始，便缺少了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明晰思考。
神秘主义不是和明晰思考对立的，也不是低于明晰思考，毋宁说，它是超越于明晰思考的。
它不是反理性，而是超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应当说，它被过分地忽略了。
因此，中国哲学里缺少明晰的思考，这是中国哲学往往被视为简单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明晰的思考，哲学容易幼稚，然而“简明”
本身又是一个优点。
中国哲学所需要的是：除去幼稚气息，代以明晰思考。
有了明晰思考，并不就是哲学的终结，它不过是任何哲学家都应有的思维训练；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需要这样的思维训练。
另一方面，人们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也看不见负的方法的充分发展。
未来的哲学将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发展出来。
禅宗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禅师，每当被问到佛教的“道”
如何解释时，他便竖起大拇指，一句话不说，只是让人看他的大拇指。
服侍他的小和尚也学会了这样做。
一天，禅师看到小和尚也这样做，他飞快地拿刀砍掉了小和尚的拇指。
小和尚哭着跑开去。
这时，禅师喊他，他刚回头，禅师又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
据说，小和尚就此得到了“顿悟”
。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告诉人，在学会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人，都必须经过使用正的方法这个阶段。
在达到哲学的单纯之前，需先穿过复杂的哲学思辨丛林。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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