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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思想领域里，儒家的高升和其后道家的复兴不能看作仅是由于少数几个思想家的鼓动，更不是儒家、道家交了什么好运，而是在当时情势下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发展。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一种严酷无情的对内政策和纵横捭阖的对外政策，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便是法家哲学。
到秦朝灭亡后，人人都责怪法家的严酷寡恩和完全无视孔子的仁义之道。
汉武帝除颁令以儒家为国学正统外，还颁布了另一道诏令，这便是公元前一四一年下令：凡治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领袖）以及苏秦、张仪（纵横学领袖）之学的人，一律不准举荐为官。
（见《汉书·武帝本纪》）
这样，法家便成了秦朝统治者失败的替罪羊。
在诸子百家中，思想距法家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因此，很自然地，时代思潮便朝着儒家和道家的方向摆动。
汉朝初年，道家思想在当时称为“黄老之术”
，曾一度盛行，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一七九至前一五七年在位）便深爱“黄老术”
。
再如上章指出，历史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评价也比对其他各家都高。
在道家的政治哲学中，一个好的政府不需要做很多事情，相反地，做事越少越好。
因此圣人如果执政，便要把前朝“苛政”
的恶果予以消除。
这正是汉初大众的要求。
汉高祖率领他的革命军向秦国首都咸阳（长安）进发时，向民众宣布“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除此之外，秦朝一切苛法都予以废除。
（见《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这样做时，实际是贯彻了“黄老之术”
，虽然他并不是自觉的。
因此可以说，道家的政治哲学正迎合了汉初的政治需要，在多年战乱之后，汉帝所想做的正是废除秦朝的苛政，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及至百姓经过一个时期休养生息之后，君王想的是要有一番作为，这时，道家哲学已经完成了任务，不再适应时代和统治者的需要了，于是，君王又回到了儒家哲学。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可以说既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
就其实质说，它的政治主张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就社会主张看，它维护当时社会中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但同时，它又主张，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不按传统的、以家庭出身贵贱来划分，而以个人的德才来划分。
如果按孔子的主张，有德有才的人方是高贵的，以此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则君子、小人之分，并没有什么不对，倒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本书第二章里曾经指出，儒家为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封建制度瓦解时，民众从封建主的统治下得到解放，但家庭制度并没有改变。
因此，社会制度依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结果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开。
新兴的地主在其本地社会里确实拥有很大的社会势力，甚至还有政治势力；但至少他们已不再当政，只能以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影响来左右政府官员，这终究是前进了一步。
新的专制统治者，按儒家的德才兼备要求来说，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标准，因此，往往要寻求儒家的教化，其中首要的是社会的礼制。
史书记载，汉初平定天下之后，高祖刘邦诏令儒生叔孙通率领一班人，拟定一套宫廷的礼仪。
在首次举行这样的礼仪之后，刘邦踌躇满志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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