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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天青色，在上古叫天邈，不过邈是浅蓝色，跟她的豆青或窃青并非同一色系。
只有某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沾得上边。
新楼配上旧家具，像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混搭陈列。
作为已然逝去的旧时代遗物，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还是70年代80年代，它们共有同一种气质，老旧却不自弃，理应消失却仍旧在。
你很难在别处见到它们。
同时代的家具早已灰飞烟灭。
（往时的男朋友）她的衣柜是20世纪80年代在南宁买的。
落伍的20世纪70年代（家里那只）和80年代（自己买的那只），两只衣柜一高一矮挨着。
她那只立柜仅70公分宽，开门镶着狭长的穿衣镜，足够她从头照到脚。
她有将近三十年没注意它了。
看而不见。
那个遥远的、摇摇摆摆、脑子里满是糨糊的自己早已被她抛弃。
那几年是在南宁东葛路的宿舍，她从未觉得这只衣柜有何特别之处，时间赋予它一种光，一瞬间携带了整整一条街道（还不止）。
一个大下坡，密密的街道树，既非芒果亦非菠萝更不是龙眼，南宁的树永远枝叶繁密。
骑着自行车从繁密的叶间望见一只衣柜的下半部，于是下车入店。
挑中它是因为它窄，因为它虽窄却有落地穿衣镜。
独身生活使你永远排除需要另一个人分担或分享生活的可能，包括扛一只衣柜上四楼。
你已经不记得家具店是否可以送货，假如不送货，你也已经忘记到底是请谁帮忙扛衣柜上四楼的。
那时候你刚认识汪策宁（似乎也并不是，是刚刚熟起来，是他第一次到你宿舍），他问：“为什么要买这么窄小的衣柜呢？”
“衣柜太大抬不动呀！”
他笑起来问：“那这只衣柜你一个人能扛吗？”
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常常坐在衣柜旁的藤椅上，穿衣镜映照着他的侧面。
他五岁时随父母从上海来支援广西，在你眼中辉煌繁华的首府城市在他那里是个惨兮兮的小镇子，“下了火车到处都是黑的”
。
年轻时跃豆喜欢听人口出狂言，仿佛口出狂言的人天然占有了狂言所象征的高度。
他居然认为北京是很土的，是一个大农村，香港呢，香港不过是一个自由市场、杂货铺，只有上海，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城市。
那些话震得她晕头转向。
她觉得自己是喜欢他的，喜欢他的无所不知。
果然他伯父是《辞海》编委，父亲曾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他本人，两岁时背诵《圣经》得过奖。
他还会搞怪，会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唱儿歌《戴花要戴大红花》，他还会躲到床底下装鬼吓唬她，他知道一切事情甚至也识买菜，知道挑什么样的肉与何种蘑菇，知道把肉一份份分好放到冰箱里冷冻。
她思来想去，不知自己有何长处值得他说他非常爱自己。
想起广州的光孝寺，这个缘分也是有些奇怪。
她和汪策宁同时入职电影厂文学部，去广州业务观影，两人同去光孝寺。
她问他，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那时泽鲜入了佛门，她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故跃豆有此一问），对一个两岁背诵《圣经》获奖的人他当然不会有第二种答案。
设若，同来光孝寺的不是汪策宁而是泽鲜，也许她会就此开始打坐，而不是二十多年后到云南滇中才开始。
若20世纪80年代开始打坐，至少会放下许多执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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