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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争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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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巴达的霸权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失败，被许多希腊城邦视为希腊解放日、自由日，可是这种所谓的自由、解放，不过是一种幻觉。
战争尚未结束，斯巴达人已开始建立它的霸权。
羊河之战后，吕山德就开始在小亚细亚与爱琴海东部建立他个人的势力圈。
他攻占拜占庭，指定其亲信斯特奈伊劳斯为驻扎官（Harmost），血洗米利都，将自己的党羽扶上权力的宝座；占领雅典后，他围困仍然忠于雅典的萨摩斯，在吕山德支持下，萨摩斯的寡头分子们血洗民主派，建立了10人执政的寡头政权。
在希腊北部，斯巴达人在塔索斯扶植起寡头政治；在雅典，吕山德授意寡头分子建立三十僭主；在西西里，自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军失败后，斯巴达一直在叙拉古活动，后来积极支持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并与其结成同盟。
在伯罗奔尼撒本部，斯巴达出兵埃利斯，以使其“恢复理智”
。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斯巴达不仅想继续维持它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而且企图取雅典而代之，建立海上霸权，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
然而，斯巴达的实力远不足以让它成为希腊世界，甚至希腊大陆的霸主。
首先，它的公民人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严厉的军营生活，公餐制度，对公民权的各种限制，不仅使斯巴达的出生率一直不高，而且使斯巴达现有公民因各种原因丧失公民权；斯巴达的婚姻、继承与财产制度给富人以许多方便，使他们十分顺利地扩大自己的财产，公民之间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
公元前465年的地震及其以后的战争，也不断造成公民的减少。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斯巴达的公民大概只有3000人。
以如此微弱的兵力，维持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霸权尚嫌不足，何谈全希腊的霸权。
其次，大多数斯巴达人，由于其制度的作用，长期习惯于服从，一旦脱离了斯巴达法律的约束，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突然拥有了巨大的权威，许多人不是无所适从，便是无法无天，他们到处推行斯巴达的制度，其结果，他们自己的行为使希腊人弃他们而去。
史实表明：吕山德安置的所谓驻扎官，大多臭名昭著、残暴无比。
再次，斯巴达的制度使它的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负责统兵的是斯巴达国王，决定对外政策的却是监察官与公民大会，国王、监察官与公民大会之间经常出现政策分歧，两位国王之间，也常为争权夺利，相互掣肘，斯巴达的政策因此东摇西摆。
国王的存在，也使其他有才之人难以出人头地。
吕山德为打败雅典立下头功，却既不是国王，又非监察官。
他的影响的上升引起了国王的疑忌，以致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对雅典和盟国的政策多次出现反复。
决心不定的扩张政策，既让盟国疑忌，也让对手愤恨。
如果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因雅典势力的扩张而引起斯巴达恐惧的话，那么现在则是斯巴达的扩张引起了盟国的恐惧。
最后，斯巴达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黑劳士，始终是一颗炸弹，或者说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会突然爆炸或爆发，虽然黑劳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直稳定，但不能保证他们永远忠实。
此外，在斯巴达内部，还有一些非全权公民，如新公民等，同样对斯巴达国家不满。
[1]公元前399年奇那东的密谋，目标之一是使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内部多重矛盾无疑拉住了斯巴达的后腿，使斯巴达不可能如雅典那样全力向外。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底比斯、科林斯、麦加拉等邦对胜利的贡献，远远超过斯巴达本身，它们提供了主要的陆军与水师船只，但是战争胜利后，麦加拉未得到任何补偿，科林斯在西北希腊破碎的霸权基本未得到恢复，使它们对斯巴达极为不满。
底比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在德利翁击败雅典大军，控制比奥提亚，但它进一步扩大其势力的愿望，却因斯巴达对雅典的“宽宏”
处置而破产。
当雅典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后，盟国却发现它们面对的是斯巴达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不免使它们对斯巴达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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