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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的雅典，即使一个公民每种职务都担当一次，大概也不会超过10年。
而且这些官职，在一般情况下，第四等级的公民无权充当。
也就是说，恰恰是雅典最贫穷、最需要津贴的公民阶层难以通过出任官职获得津贴。
第四等级公民唯一可以当选的是法庭陪审员。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节假日，陪审法庭都会开庭，然而实际上，雅典法庭真正开庭的时间一年中不过150～200天，而且当天无案可审者还得不到津贴，因此其收入并不固定。
其次，城邦给予公民的津贴并不高。
陪审法庭的陪审员每审一案，仅能得到2奥波尔。
而如果他受雇于人，大体可得到1德拉克马的收入；如果他充当重装步兵或在水师中充当桨手，所得收入也远高于当陪审员所得。
雅典其他官职所得津贴，似乎也不比陪审员高。
如果一个公民单纯依靠津贴生活，最多自己可填饱肚子，但他的妻子儿女便不免有冻馁之饥。
基于此，我们不应过高估计津贴制对雅典人经济生活及政治活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津贴制在雅典民主的历史上又起过重要作用。
排除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有关个人竞争的夸张，津贴制在进一步削弱雅典贵族对平民的控制中起过一定作用。
虽然奇蒙式的慷慨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是争取政治支持者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慷慨在雅典所发挥的作用很小。
个人财富作用的下降，应与津贴制的引入存在一定联系。
雅典的贫穷公民，固然不可能完全依靠津贴生活，但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使公民在陷入困境时转向国家而不是贵族，在维护贫穷公民的政治独立性中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正因如此，在公元前411年和前404年寡头派的两次政变中，贵族首先做的都是废止津贴制。
与津贴制同时存在的还有公益捐献制。
雅典并无固定税收，每当国家财政紧张时，便征收临时性的战争税。
战争税为不定期征收，在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和伯里克利时代较少，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开始较广泛地被采用，但并不经常，且每次税额并不固定。
对富人来说，战争税固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对富人并无大碍。
相对来说，资助宗教节日和出任战船船长的支出要大得多。
举办一次普通的泛雅典娜节，雅典富有者大约需支出10万德拉克马；如果是4年一度的泛雅典娜大节，支出则达12万德拉克马。
问题是雅典节日众多，几乎每个月都有全国性节日，都需要富人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此外，由于雅典主要是海上强国，维修、保养战船的责任也落在富有者肩上，有时舰长还得招募水手，支出也十分惊人，每艘战船每年约需3000德拉克马。
所有这些支出大多由富人自掏腰包，国家并不给予任何补偿，而其受益者则是雅典全体公民。
因此，公益捐献事实上成了雅典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
通过公益捐献，富人所拥有的一部分财富被转移到贫困公民手里，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财产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
公元前4世纪，当希腊众多城邦阶级矛盾尖锐化，社会斗争激烈之时，雅典仍能大体保持稳定，既无人试图推翻民主政府，也没有人嚷着要重分财产。
[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77页。
译文有改动。
[2]RussellMeiggs，TheAthenianEmpire，Oxford：Press，1992，pp.86-90.
[3][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464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05、245页。
[5]M.I.Fih-turyAthenianEmpire：aBala”
，inP.D.A.Garal.，eds.，ImperialismiWe：CambridgeUyPress，1978，pp.115-116.
[6][英]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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