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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波斯人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对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发动攻击时，不少城邦就采用举国迁移的办法来逃脱被征服的命运。
这些人迁移到新地区后，有些仍以旧名相称，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
有些虽有了新名称，但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甚至崇拜的神灵，都没有变化，继续保持城邦体制。
当然，不同的城邦，甚至同一个城邦的不同时期，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会有所不同。
但城邦无论政治制度如何，其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集体，公民集体就是城邦制度。
正因为城邦的最高治权寄托于公民集体，它才发展出一套直接民主制度。
所谓直接民主，就是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有些城邦公民大会的权威相当大，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涵盖城邦事务的各个方面。
有些城邦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威相对较小，甚至若有若无。
但即使是寡头政治的典型斯巴达，公民大会也拥有相当的权威，至少是在事关和战的重大问题上，公民大会的决议是最终决定，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都难以推翻。
至于民主政治的典范雅典，几乎所有的官职都向公民开放，公民大会决定着雅典的方针和大政，而且就许多具体问题通过决议，牢牢把握着雅典国家的前进方向。
直接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城邦的管理。
于是，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集体职务。
仍以雅典为例，它的执政官是9人；议事会议员500人；市场监督10人；港口监督10人；最需要统一指挥的军队，则由10名将军担任。
至于陪审法庭，陪审员更达6000之众，每个法庭的人数，至少应在百人以上。
不那么民主的斯巴达，其国王由2人担任，而且权力平等；长老会成员为30人，选举产生。
监察官为5人，一年一任，不得连任。
从原则上说，希腊城邦的制度都是任期有限制和职务集体制，少有一人专任或独裁现象发生。
与集体职务并行的，是官职任期的短暂。
一般来说，官职任期为一年，而且不能连选连任（只有将军和国库官等极少数需要专业知识的官职例外）。
为保证如此大量的公民能够参与政治，实行津贴制是应有之义。
雅典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起，从执政官到陪审员都有数量不等的津贴。
公元前4世纪初，出席公民大会者也获得津贴资助。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津贴并不仅仅是雅典的现象。
在其他一些城邦，为支持公民的政治参与，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政治津贴制度。
直接民主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公民之间的平等。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平等作为城邦施政的基本前提。
为促进公民间的平等，于是有一系列似乎令人费解的制度，如雅典的抽签选举制，以保证普通公民当选的机会。
与抽签选举平行的，是对官员资格的严厉审查与监督。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任何官员，每年都必须定期接受公民大会的审查。
任何一次没有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都意味着下台、审判、罚款乃至被处死。
大名鼎鼎的伯里克利，也曾经被雅典人罢免和审判，并被判处50塔兰特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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