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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他的晚年是更坚决依靠共产党了，育才学校的教导部主任一开始就交在我们同志的手里，第一任是丁华（原名师昌书）同志，第二任是白危同志，第三任是我，我任的时间最长，第四任是邹绿芷同志，第五任是陈元直同志……生活教育社也先后交给刘季平、程今吾同志、陆维特、戴白韬同志和我先后负责。
社会大学是统一战线形式培养革命青年的园地，但我们同志如张友渔、何思敬等及名教授如翦伯赞、邓初民等都在那里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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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严认为：“陶行知先生是由改良主义的道路向着革命的道路奔赴的。
他最初在晓庄学校是抱着一种‘乌托邦’的新村幻想，以单纯的孤立的教育观点来代替革命的。
他在这个时期，只是同情革命青年的做法，而他自己是没有投身革命的洪流里。
我们只要从他的‘护校宣言’说的：‘就是以武力来压迫我们，我们还是教他济弱扶倾。
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
’这就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他不懂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英明指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真理。”
“在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中阶级教育的观念是模糊的！
就表现出他的教育思想落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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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在基本上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从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很深刻的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
他在初期，把美国的旧民主思想搬回来，接在他自己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思想和爱国思想的根上，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
到后期，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和平民思想，并因此中和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并且相当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大众一边。
但他的人民观点仍然表现着两重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有很鲜明的敌我之分；而在根本上则相当地牢固地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
因而他的革命观点也有两重性：在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方面，有相当坚定的革命性，而对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道路问题等，则仍保留着差不多全部社会改良思想。”
原因在于陶行知先生不仔细看清楚实用主义的“卑鄙目的”
，却远隔重洋，把它当作宝贝搬回中国来，种在自己身上，当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铸成大错。
为什么说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呢？问题就在这里。
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应该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政治上否定改良主义，变成革命派；一个是哲学上否定实用主义，变成马列主义。
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是在争取第一个变化方面表现了很大的进步；陶行知先生的不幸是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争取第二个变化；因而就不仅在教育上铸成大错，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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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瑞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
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东西。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个经验主义的公式就使陶先生不能正确认识科学理论的重要，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政治对于教育的决定作用，和经济、政治的革命对于教育改革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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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然认为：“他的‘改造乡村’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依靠中农，团结劳动人民来实现；也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代表着中农的利益和要求，以中农为其社会基础的，这种立场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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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开沛不同意以上把陶行知划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
。
他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个观点，一是认为陶行知“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
二是认为“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
三是认为陶行知的民主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东扯西凑的。
他反对戴白韬等陶行知的学生在评价陶行知时把政治和教育分开的做法，认为：“我们不能把将他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
但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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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了陶行知思想的阶级属性后，批评者把目光对准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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