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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陶行知与武训的这种关系,所以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就面临如何评价陶行知的问题。
刚开始批判《武训传》的时候,由于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中共等曾经给予的崇高评价,批判《武训传》文章的作者们涉及陶行知时候一般都为陶开脱责任。
贾霁说“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出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而坚持的精神是好的。
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联系。
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和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
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以理解了”
[14]。
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必然要涉及对国统区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估量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教育救国”
、“实业救国”
等所谓改良主义路线的大问题。
在这个大问题上中共即使可能会伤害像陶行知这样的老朋友,否定自己过去对陶的历史评价也在所不惜。
二
杨耳首先“旗帜鲜明”
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陶行知,他认为贾霁的观点不对。
他说:“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较难以认识的却是所谓‘武训精神’,正是所谓无拳无勇,‘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
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精神’。
他常常迷惑了人,被认为是‘很好’的了。”
杨耳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认为“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代革命者的水平要求他,但也不能从他的抽象的精神优点和缺点来判断。
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点,就是要看他的行动和思想,是推动当时的社会前进还是妨碍了它,是推动当时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阻滞了它。
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一个人是否毕生受苦、忍打耐骂或者专注他的事业到‘忘我’的境界,就认为他的‘卓越精神’是伟大的。”
据此,他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并没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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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耳说:“陶先生精神之所以伟大,主要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帝反封建、坚决反对蒋匪帮的斗争。
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又如何表扬这一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只从贾霁同志和他所引用‘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文中看来,似乎是在‘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的环境与条件上面,二人境遇有着相似,二人的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
陶先生分析武训所以能办三个学校,归之于他‘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可是,从这一些根据看来,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
因为,什么才真正是武训时代大众需要的‘宏愿’呢?我们如果不是从表面的现象而是从深入的本质的分析来看,这个‘宏愿’应该是反封建反压迫,而不是其他。
这一基本认识既然错了,其他什么‘办法’,‘决心’,什么‘廉洁’,不过在抽象的精神优点,或者在所谓抽象的道德观念方面,有他的意义罢了。
道路不对、方向错了,这些次要的精神优点(即令他真有这些优点),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甚至相反,它们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道路的从改良到投降的认识,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式的‘斗争’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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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耳认为陶行知所处的环境和武训一样,“那么,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是错误的,难道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就会不是错误了吗?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蒋匪帮压迫的境遇下,偶然想到自己处境和武训的某种相似,这种相似,仅仅严格限制在‘一无钱,二无靠山……’这些点上,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二人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似了。
因为陶先生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训对反动统治是采取从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
这样,陶先生竟一般地来表扬‘武训精神’,而不是把自己和武训的道路在本质上严格地划清界限,并在表扬时严格加以说明(如果由于蒋匪帮的压迫,至少也应该做某些必要的暗示性的说明),那就不能不说: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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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遵循杨耳这种幼稚的教条主义,陶行知先生在表扬“武训精神”
先要和“武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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