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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位置的存在及其强加于它们的占据者（无论是行动者还是机构）的种种限制而言，这些位置在客观上是由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支配、服从等）决定的，而拥有权力或资本，则意味着可以获得场域中利害攸关的特定的利润。”
[5]同时，“作为一个包含着潜在的和活跃的力量的空间，场域也是一个充满了旨在维护或者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的场所。
进而言之，作为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为这些位置的占据者个别地或集体地寻求保证或改善他们的位置以及将最有利于他们的产品的等级化原则强加于场域之上的策略，提供支撑和指导。
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在特定资本分配中的位置，也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持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
即他们从场域中的一点对场域所做的观察。”
[6]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学术共同体内部差异性的认识，他非常强调社会生活的冲突性，场域就是一个争夺资源的场所，其内部是分层的，依据每个个人或团体的资本的类型和总量不同，存在着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那么，韦伯把学术共同体看成理想主义者为实现某个神圣目标的组织的观点显然就失之肤浅了。
布尔迪厄在分析文化生产者时引入了利益观，用以对抗知识界的流行看法，质疑“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
（freisdeintelligenz）这一意识形态。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对知识本身的警惕和反思，就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基于自己的特定条件的限制，在场域中用自己的资本谋取利益。
[7]
布尔迪厄认为，分析场域至少有三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
首先，必须分析一个场域相对于权力场域的位置。
尽管每个场域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遵循自己的规范和游戏规则，但是，相对于权力场域这个元场域而言，存在着被制约的关系。
其次，要勾画出场域中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因为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为了控制场域中特有的正当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和较量。
由此而发生的关系，制约着不同位置的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最后，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
[8]
惯习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分析学术共同体非常有用的概念。
惯习是一种结构行塑机制（strugmeism），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尽管惯习既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
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惯习就是“生存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就是）各种既久存而又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
。
[9]他还指出：“惯习这个概念，最主要的是确定了一种立场（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确定了一种科学习惯），即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的‘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
[10]如果就学术共同体这个场域而言，布尔迪厄所讲的惯习其实就是在常规情况下的共同信仰、信念，这种信仰的内容是社会的，但是存在于个体之中，是不言自明的行动习惯。
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有助于理解学术共同体中个体的斗争策略（或者说互动策略）的复杂的生成机制。
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就是最常见的惯习之一。
从社会建制上说，大多数职业群体都应该形成一套自身的规范和制度，比如共同的知识背景、对某一类精神价值的认同、对从业人员进行评判的一套价值标准，等等。
在这一系列成文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下，团体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独立和自我组织。
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规范有两类，一类是形式规范，也就是说你的研究必须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程序，论文怎么写，引文如何标注，参考文献如何著录，都有一套非常程式化的东西。
正如丁学良先生说：“翻开任何一本英文的主流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期刊（尤其是在美国编辑出版的），你都可以看到文章的格式非常标准化，是一种‘洋八股’。”
[11]这种形式规范对学术共同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一，形式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其二，当代学术界早已经不是清水衙门，既是争名（无形资产）也是争利之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丁学良指出：“当代学术界人士（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与当代的工商界人士或者政界人士相比较，并不具备道德上的天然优势。
缺乏有效的制度的规约，任何一界的人士都可能滥用落入自己手中的资源，包括权力、公信力、机会。
如果没有‘抗辩之声’（theter-voice），这种现象就会自得其乐地蔓延，这在任何社会里均是普遍规律。”
[12]既然是市场，就要按规则来办事，形式规范就是基本的规章。
其三，一个学科的研究如果不遵循基本的形式规范就得不到学术公众的承认，就进不了主流的学术界。
越是形式化、格式化、学院化的研究越是容易得到主流学术界的承认。
陶行知研究学术地位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果表达很多不符合形式规范，这一点后面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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