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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能“致知”
。
行知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讲《生活即教育》时指出，中国从前的文化是以天理压迫人欲，人欲没有地位；在生活教育原则下，人欲是有地位的。
这是王夫之“欲即天之理”
[13]思想在行知教育思想里的反映。
此外，荀子“戡天”
（即人定胜天），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入太庙，每事问”
，《墨辨》中的亲、闻、说三种知识，都是行知欣然乐道的。
一句话，行知受我国古代行知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
再次是孙中山先生的行知学说。
孙中山认为：“宇宙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
他肯定了“能实行便能知。”
他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
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
他举饮食、作文、建筑、造船、电学、化学、探险等十事证明行以求知的道理。
他还主张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应知而后行。
他说过“因行以求知，因知以导行”
的名言。
但他的分知分行、先觉后觉的观点是二元论的。
陶行知在一九二七年冬写的《锄头舞歌》中有“天生孙公作救星”
的话。
一九二九年他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曾说：“孙中山先生革命，也是教学做合一。”
又说：“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鼓励大家去行的。”
[14]可见，行知是受到中山先生行知思想的影响的。
现在让我们分析这个阶段行知认识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行是知之始》一文是他在晓庄乡村教育运动时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的讲演。
这是行知从唯心论转化到唯物论的宣言书。
他批判了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
他列举了生活经验和科学发明的事例为证，并进而以《墨辨》的理论加强自己的论点，他说：“《墨辨》中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
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
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
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
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
《经说上》：“知：闻、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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