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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陶行知主义就是“人民至上主义”
，强调陶行知所有行动与理论的最根本特点是“人民性”
。
批判沉寂期是从由批判电影《武训传》从而引起批判陶行知开始至1978年年底。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浪潮，并迅速演化成为一场政治思想运动。
陶行知作为新中国成立前提倡武训精神的一位著名教育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判。
并从最初批判他提倡武训精神的“错误”
，发展到对他的全面批判，陶行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陶行知的一些学生、同事和朋友，迫于政治压力，也违心地撰文批判陶行知。
难能可贵的是，1956年年底以后，当政治气氛稍有缓和，一些陶行知学说的支持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以及邓初民、梁忠义、张宗麟、戴白韬等，或发表文章，或召开会议，或提出意见，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为陶行知翻案。
遗憾的是，这一正义呼声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便被压制下去了。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1958年5月，开始了新一轮对陶行知的批判。
自1959年以后，陶行知在国内成为研究的禁区，陶行知研究陷入长时期的低谷，停滞不前。
这种状况一直到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变。
这一时期，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难以对陶行知进行平心静气地、科学客观地分析研究，因此总体而言，是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
但是，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予以简单否定。
应该说其中绝大多数论者，他们是怀着正确认识陶行知的真诚愿望，撰文评说陶行知的思想学说和实践活动，因而，在他们的认识中，尽管有因政治等因素而造成的偏颇，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让人欣喜的是，与国内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海外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却是方兴未艾，硕果累累。
其中，日本学者的陶行知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斋藤秋男更是令人瞩目。
争鸣复兴期是从1979年到1985年8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以下简称两会）成立之前的近7年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伴随着这场运动的启动和深入，陶行知研究也出现了重要转机。
1979年3月25日，陶行知生前挚友、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向教育部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写信，郑重提出了重新研究、评价陶行知的问题，发新时期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先声。
随后，许多论者如舒文、段力佩、马崇儒、毛礼锐、李凌等也纷纷撰文，要求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发展教育事业。
被“左”
的力量僵硬把守已久的闸门开始被打开，长期沉寂的陶行知研究开始复苏，逐渐走上了新时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舞台。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也由于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异等原因，在对陶行知的评价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1979至1981年间，教育理论界曾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展开了颇有力度、也颇为较真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为陶行知研究全面复兴做了铺垫。
1981年10月18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陶行知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大会”
，恢复了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的名誉。
这次大会在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标志着陶行知研究全面复兴和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
从此以后，神州大地的陶行知研究充满生机。
陶行知著作被大量整理出版，其中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的《陶行知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更是一件盛举，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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