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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而从意识层面，则是保持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的一致性。
由于本研究是以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框架为依据，故而更侧重于意识层面的分析和探讨。
在前述陶行知的成长历程中，我们谈到，1908年因唐进贤回国探亲，陶行知提前从崇一学堂毕业后，赴杭州学医。
对陶行知此次行为方向选择的原因，以往学者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72]。
除了以往研究提出的那些原因外，如果从陶行知此后自己的论述来考察（目前尚没有发现陶行知1908年亲笔撰写的文字和材料），我们或许可以推论这种行为方向选择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基础。
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的《医德》[73]一文开篇就指出：“人无智愚贵贱，谁能越出道德范围，而不伤人害己者乎？惟其事弥大，其责弥重，斯其德亦弥要。
人生至贵，唯兹寿命。
歧黄操生杀之权，同于官吏，则医之德，视他人为尤要矣。”
短短的几句话，充分展露出陶行知对责任、道德、人生和医生的社会认知和态度。
而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在陶行知的心理上，则是由于没有对医术的严格甄别，造成了“场成逐利”
，“贪医不救人，庸医欲救人而不能”
的局面。
有了这种社会认知和态度，陶行知很自然的便会做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的行为方向选择。
但在此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这篇文章发表于1914年，能否反映陶行知1908年时的社会心理状况，还有待做进一步的证明。
如前所述，陶行知医药救国的行为选择，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教学生有歧视性的规定使他愤然退学而中断了。
这可以说是陶行知行为选择上的一种偶然。
试想，如果广济医学堂没有对非基督教学生歧视性的规定，或者陶行知不是一个“求真力行”
的人，事情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
但广济医学堂的规定和陶行知的行为方式，都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陶行知医药救国行为选择的中断，偶然中包含有必然。
而陶行知得入汇文书院，同样也反映出这种偶然中的必然。
陶行知从广济医学堂退学后，回到徽州。
1909年春，他又离乡外出，流落苏州，并巧遇唐进贤，进而得入汇文书院[74]。
这次巧遇确属偶然，但这种偶然同样也包含有必然。
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如果陶行知退学回到徽州后，甘于接受中国传统式的农民生活，而不离乡外出的话，这种“偶然”
的巧遇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以“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
为自我概念的陶行知，是绝不会停止实现自我的追求的。
或许这也是他离乡外出的部分原因。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这次“偶然”
的巧遇，亦当视为“必然”
的结果。
喻本伐先生认为，陶行知“1909年入汇文书院文科后，兴趣即定向于文学。
次年升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后，尤其通过学报《金陵光》的办理及作品的陆续发表，日益坚定了他以文学刷新国民精神风貌的信念。”
[75]笔者认为，陶行知这次行为方向选择的社会认知和态度基础，主要反映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
陶行知认为：“《金陵光》之为天然、为人造姑无论，而其目的则一。
目的为何？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此光，《金陵光》之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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