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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我概念，就是在王学“知行合一”
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
为了更有效地克服理想自我与认知自我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内心痛苦，保持自我概念的一致性，在此期间，“陶文濬”
改名“陶知行”
。
1914年6月，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提前一年学完了文学系的所有课程，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大。
因1911年金大已在美国纽约州立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注册，故金大的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并能直接赴美深造。
陶行知毕业后，在金大校长包文（Bowen）鼓励和支持下，他抱着“百扣柴门一扇开”
的微渺希望，四处奔走，终于凑足了旅费，于1914年秋，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56]。
美国留学三年（1914－1917年）对陶行知的影响，以往已有很深入的研究。
在此，笔者只就美国留学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做一些说明。
余子侠先生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所谓‘知行合一’中的‘行’，并不涉及对客观世界具体的‘实践’，仅仅是内心修养功夫的一种行为意念或意志方向，丝毫无意助益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客观世界的变更。”
而海外求学期间，陶行知受到了“十分重视人们适应社会环境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的获得”
、“以近代工业文明及其社会体系为其文化背景的西方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
的深刻影响。
“有了这种理论武装，陶行知早年积蓄的‘内圣’功夫，开始转化成真正实现‘外王’之道的内在动力。
当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外王’含义有所不同，这种‘外王’之道之根本目的，即在于成为改进社会改造环境的真主宰。”
[57]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留学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陶行知“求真力行”
、“知行合一”
等自我概念，把原来只是作为自我修持功夫的“知行合一”
转化为对社会的热心改造。
正是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推动下，1917年陶行知回国以后，便立即投身到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滚滚大潮中。
在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教育实践后，陶行知发现，“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我以为不对。
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
而这一命题的得出，显然又是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认为：“《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
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
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
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
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
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
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
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58]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陶知行”
又把自己的名字最终确定为“陶行知”
。
陶行知不仅在认识论上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他“爱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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