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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也提到了边区的民办教育和“穷办法”
的学习方法，并且称赞了这些，但他始终看不见其他方面的民主建设。
他还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全面的民主。
他虽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它。
陶先生没有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民主——苏联那里，虽然曾经赞美过苏联的宪法。
同时也没有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他所向往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
由此可见，他所提出的民主教育，也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像这样的民主教育，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战争中，是有它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
但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民主教育之后，陶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又提出了“社会大学运动”
，这是他的普及教育的主张。
当年1月初写了《社会大学颂》，接着又写了《社会大学运动》一文。
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把社会大学分为两种，一是有形的，一是无形的。
“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
。
“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面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
，“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
他认为社会大学，无论有形无形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之道，这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人民的大德是：觉悟、联合、解放、创造。
这样的社会大学，和陶先生以前所主张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口号一样，仍然是社会即学校的具体应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
这就是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无法普及的。
在重庆虽然创办了一个社会大学，但不久就被封闭；到上海去办，就根本办不起来了。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达于极点，随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的爆发，陶先生也在黑暗的压迫下，躺倒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了！
我们从以上种种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陶先生前期的教育思想是贯串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把统治阶级丢在一边，另外主张阶级调和与发展生产的资产阶级报改良主义思想，后期的教育学说虽然表现了革命性，但仍不彻底。
二十多年来，陶先生由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自然学团、工学团、普及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但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教育救国论者的范围。
直到一九四四年还在提倡绳武的“包头新村”
。
当陶先生还是改良主义者的时候，他与反动统治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而他们之间并不是阶级的对立，只是主张有些不同罢了（他主张阶级调和）。
这时，他的阶级依靠主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但能依靠官僚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依靠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使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尖锐起来了，陶先生本身也不堪民族压迫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于是由改良主义者逐渐变为民族民主战士，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落后的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缘故。
[1]原载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北京，大众出版社，1954年版。
[2]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生活教育论集》。
[3]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载《中华教育界》，1924年10月。
[4]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北京，教育书店，1951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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